【中国稳健前行】党的领导是中国发展的核心优势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七十年。这期间，无论经过多少曲折坎坷，中国始终稳健前行，从差一点被“被开除球籍”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中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纵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最关键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新中国七十年最大、最核心的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

　　以初心使命赢得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不少政治学教材经常会提到：政党（party）就是一个“部分”（part）。世界上许多政党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不同的“部分”通过竞争获得执政权，选举结束后，一个最强的“众意”战胜了较弱的“众意”，难以找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世界上很多政党的生存目标就是为了执政，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因此政党不需要考虑代表每一个人的利益，自然也就不需要有那么长远的规划和高远的理想。

　　中国共产党承载的初心使命，就是要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共产党是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始终坚守理想信念；中国共产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中去，始终承载复兴大任；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群众中来，到人民群众中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从艰苦奋斗中来，到伟大胜利中去，始终保持政治本色。历经苦难，才能见辉煌；不经风雨，何以见彩虹。一个国家由一个有理想、有信念、有奉献、有担当的政党长期执政，必定会沿着既定目标砥砺前行，必定会克服一个又一个的苦难、战胜一个又一个的挑战、迎来一个又一个的胜利、进入一个又一个的佳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以党的领导引领国家前进方向

　　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西方国家从公元1500年算起进入近代史，在长时间的战争后诞生了民族国家，在探索国家治理过程中诞生了政党，形成了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传统，政党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重要。而中国1840年以后陷入了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深重苦难，在这样的环境中诞生了最有能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兴国兴，党强国强；强党为强国，强党建强国。

　　党领导国家，就是要为国家发展进步确立正确的方向。一方面，它能够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能够形成统一意志，避免国家治理碎片化，培育强大国家能力。只要方向正确、目标精准，中国共产党就能集中力量办成大事、难事、好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奋力前行，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类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以新型政党制度保证政治秩序

　　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并非不想静下心来搞发展，而是由于短期执政的机会主义作祟以及执政期间反对党的杯葛，形成了不利于国家长期发展的结局。一个政党一个方案，你方唱罢我登台；你执政、我反对。为反对而反对，为制衡为制衡。制衡完毕，什么也没做；反对完毕，什么也做不了。

　　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表明，民主并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前提，而是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历史成果。因此，“民主是发展的前提”，“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这些观点似是而非。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首先缺乏的不是民主，而是实现发展的秩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同于前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多党制，这是在中国土壤中“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以各民主党派为例，各民主党派代表不同界别，代表了不同的众意；民主党派由于汇聚了各方面专业人才，往往能从专业的角度思考问题，对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立法、人事安排、重大工作安排等提出真知灼见，促使公共政策更加科学。各民主党派成员基本都是知识分子，我国知识分子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可以转化为提出诤言的制度渠道，推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从政党制度的效能看，越是能代表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越有较高的制度效能。世界上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选择两党制或多党制，政党只能代表“部分”人利益，难以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且不少国家在政党竞争中政治稳定成为稀缺品。前苏联的一党制由于缺乏“众意”表达和综合的机制，没有小河，大河之水也会枯竭，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也难以实现。总之，一个国家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政党制度，都必须以维护稳定为前提，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目标，代表并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以选贤任能培养治国人才

　　大国治理与小国治理的难度有天壤之别，不同文化的国家其治理逻辑有天壤之别，但殊途有同归——国家治理需要优秀治国人才。

　　当今世界，选举是政治人才诞生的通行之道。不少国家只重“选”，却不重“举”，那些有资本力量做后盾、口才好却缺乏实际治国能力的政客容易当选，难以治好国，国家治理就会出问题。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经指出：在一人一票的体制下，有时人民是变化无常的。他们厌倦了生活稳定改善的日子，可能会贸然为了追求新鲜而选择改变现状。而政客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出一些简单的、煽情的呼吁，比如种族自豪感、宗教和文化，或承诺其他民众不甚了解的事情，而不是承诺促进经济发展与增长。

　　中国数千年来对政治人才既重视“选”，也重视“举”。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历来有两个表现邪正两派互相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一个是‘任人唯亲’。”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更好地发挥人民主体作用，依靠民主和法治程序，把优秀的政治人才选拔出来、使用起来、管理起来，把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好。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受党中央委托不断培养好的干部人才，也不断发现各个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十八大至十九大期间执行的“千人计划”为例，7000余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人才归国潮；国家通过实施“万人计划”，遴选高层次人才2500余名，建立了国家“万人计划”科学家工作室。在对待外籍人才方面，我国设立了“人才类签证”，颁发新版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俗称“中国绿卡”，包括CBA球星马布里，小说《牛虻》作者伏尼契的孙女、世界著名核物理专家寒春也取得了中国绿卡。2018年5月2日，诺贝尔奖获得者伯纳德·费林加等7名外籍人士在上海获得“中国绿卡”。

　　以党的组织力推进社会转型

　　马克思、恩格斯曾用“一袋马铃薯”来比喻“一盘散沙”的旧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曾经“一盘散沙”的基层社会被中国共产党有效地组织起来，进入全方位的社会重建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实现了在封闭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向在开放条件实行市场经济的伟大转变，进一步优化转型，推动基层社会增强流动性、自治性和活力，进入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时期。

　　中国基层社会最大的变化是城镇化和人口流动。1978－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率由17．9％提高到58．52％，39年提高40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1．7亿提高到7．92亿，全国人户分离人口2．92亿，其中流动人口2．45亿（2016年底），若以每年城镇化增长率保持1％，则意味着每年有1600－2000万人口要从农村进入城市。中国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绝大部分人口从农民向市民身份的转变，这是世界城镇化史上了不起的奇迹。

　　今天，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顺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趋势，建立“再嵌入”、再组织化的体制机制，突出党的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以党建引领社会发展与治理，用组织的力量让社会有序，用平台的力量让社会充满活力，构建社会和谐治理大格局。

　　以自我革命实现社会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一大”纲领中就郑重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社会革命”。社会革命具有长期性、系统性、深刻性、艰巨性，可以说伴随中国共产党的一生，而政治革命只是社会革命的一个阶段，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只是社会革命的一个缩影。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提出“党要管党”，改革开放以后又提出“从严治党”，党的十六大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写进党章。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以打铁必须自身硬为逻辑起点，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正确处理“自身硬”与“打硬的铁”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全面从严治党融为一体的“大党建”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进一步加大管党治党力度，努力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中国共产党历经磨难、曲折，依旧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迎来新的胜利，这要归功于党高度重视政治建设和思想建设。“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共产党把政治建设的成果变成了正义的力量，把思想建设的成果变成了真理的武器，再把正义的力量和真理的武器交给了人民群众，最终汇聚为推动社会革命的不竭源泉。每一次社会革命的结果，都必然把真理的武器成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武器，必然把正义的力量成功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动力，如此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两股力量互相促进，螺旋上升，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政治本色，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以党的领导力铸就国家能力

　　一般说来，成功的国家治理都离不开强大的国家能力，即对内实现国家认同与统治、对外免受外敌入侵和推进国际和平、发展、进步的能力。由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是唯一的执政党，中国的国家能力必然来自党的强大领导力。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勒紧裤腰带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农业国中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尽管这个体系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差距，但没有这个工业体系作基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可能华丽转身，一举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中国的成就是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和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指导作用，改革开放后的成功则离不开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两个不同时期，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领导力。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国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人民逐步走向富裕安康。与世界许多国家相比较，中国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仅是迎头赶上了机遇，还在于中国的体制、大国优势、战略定力，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是因为“用”而“好”，不全是因为“好”而用。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像高铁、重型机械、大数据、人工智能、航空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往往需要巨大的消费人口和市场需求提供发展动力，这些技术只有在使用中才能不断改进和创新。

　　在全球化时代，大宗商品、能源、汇率的价格其实不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经常是由国家能力博弈决定的。而每一次国家博弈的结果，必将影响到每一位老百姓、企业家的命运，最终影响到国家命运。因此，国家能力对各国国民都须臾不可离，一个国家进入全球化程度愈深，愈是进入风险社会，愈是离不开国家能力。中国要实现“强起来”的目标，必然会面临全方位国际博弈格局，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致力于“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同时致力于拓展和把握好战略机遇期，党有力量，国家就有力量，人民就有信心，民族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