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坚守铸就民族的钢铁脊梁——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蹲点报告

　　新华社成都5月8日电题：用坚守铸就民族的钢铁脊梁——来自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蹲点报告

　　新华社记者任硌、李华梁、袁波

　　“我愿意！”这是杨永辉研究员20年前入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时的坚定回答。

　　简单三个字背后，是几乎与外界隔绝、甚至略显清苦的工作环境，是即使取得重大突破也几乎无法发表论文的科研现实。但同时，这三个字背后，也有自己参与研制的“国之重器”驶过天安门时的喜悦，和“为国家做了点事”的自豪。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是国家计划单列的我国唯一的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该院主体目前位于四川绵阳，大量像杨永辉一样的科研工作者在此工作生活。记者近日走进这个略显神秘的地方，追寻跨越了六十余年的精神传承。

　　坚守清苦生活

　　中物院创建于1958年，经历过三次基地变迁，1962年开始从北京迁往青海221厂核武器研制基地，1969年迁往四川“九〇二”地区，1990年开始向四川绵阳科学城调整搬迁。

　　90岁的核化学与化工专家傅依备院士告诉记者：“在青海时，基地位于海拔3200米的高原牧区，最低温度达零下四十摄氏度，一年内有八九个月要穿棉衣。”

　　迁往川北“九〇二”地区后，虽然风沙少了，但交通不便，生活条件依然艰苦。“本身盆地出太阳就少，再加上办公地旁都是高山，就算能看到太阳也仅仅是中午那么一两个小时。”傅依备说。

　　“不少人来院工作时甚至一开始都不知道办公地点在哪里。”长期从事高功率固体激光技术研究的魏晓峰研究员说，“当时拿着派遣证报到以后，就坐班车去工作的地方，越走越荒凉，越走心越凉，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

　　在魏晓峰的办公场所入口，贴着一幅标语：“成功才是硬道理”。他解释说：“工作以后我很快意识到，我们的工作对国家安全太重要了，必须成功，而且需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也是让我留在这里工作的重要原因。”

　　中物院搬迁到绵阳后，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与一些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而且极端严格的保密要求让科研人员与外界的联系渠道大大减少。比如，进入中物院办公场所前，手机必须寄存入柜，这让一些年轻人最初很不适应。

　　26岁的程伟平来自广东，刚刚工作不到4年时间，已经成为中物院某研究所一线班组长，所里最大的一台龙门加工中心由他操作。与在家乡工作的同学比，他坦言自己的工作生活简直可以用“清心寡欲”来形容。

　　“我们的职责就是把科研人员的技术设想变为现实中的一个个部件。”程伟平说，“最初我也会问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要过这样的生活？但后来发现，必须‘清心寡欲’，我才能够在工作中更加专注，毕竟我们是整个流程的最后一环，必须确保能够保质保量完成加工的任务。”

　　坚守科研底色

　　“两弹元勋”邓稼先曾任中物院院长，在他位于绵阳梓潼的旧居的墙上，一份装裱起来的手书格外显眼，其内容是对一份报告的修改建议。

　　1986年3月，身患癌症的邓稼先已极度虚弱，他明知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依然强忍化疗带来的痛苦，在病榻上和于敏、胡仁宇、胡思得等几位科学家多次商议起草报告，提出加快核试验步伐的战略建议。

　　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心系祖国，再次诠释了“以身许国”这四个字的含义。

　　“对国家高度负责，对科研极端严谨，是我们工作的‘底色’。”中物院某研究所某室主任孙光爱说。

　　39岁的孙光爱自从硕士毕业就在中物院从事中子散射技术与应用的研究，他所负责的中子散射科研平台是我国首个正式运行的综合性中子科学平台，入选“2013-2015年度中国十大核科技进展”。

　　孙光爱介绍说：“从蛋白质三维结构的测定，到飞机螺旋桨叶片裂痕的探测，从材料性能的检测到物质磁性的研究，中子散射科研手段在前沿基础科学、国防科研和核能开发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作用。但过去，我国科学家只能借助于国外的科研平台，用‘别人的眼睛’认识我们的研究对象，不仅科研成本高，对于航空发动机研制等尖端科研还造成了严重限制。”

　　最初调试时，孙光爱和同事24小时连轴转，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国外同行通常需要半年时间的单台装置调试工作。“我们效率提高一些，国家就能多做一些实验。”他说。

　　陈行行是中物院某研究所的一名特聘技师。曾有一次任务，需要他用比头发丝还细的刀头，在直径不到2厘米的圆盘上打出36个小孔，其难度相当于“用绣花针给老鼠种睫毛”，但陈行行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多次修改编程、摸索尝试后，终于攻克难题。

　　29岁的他刚刚荣膺2018年“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我们工作，为的是让国家在国际上说话有分量，站着腰杆能硬。虽然我只是一颗小螺丝钉，但心里仍然非常自豪。”陈行行说。

　　坚守精神高地

　　成就一番事业，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曾任中物院副院长的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在英国获得两个博士学位，被称为“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有人问他为什么回来？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获得2014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于敏也曾在中物院担任副院长，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他毅然服从国家需要，改变专业方向，在我国氢弹、中子弹的突破以及新一代核武器的发展等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他曾直言：“中华民族不欺负旁人，也决不受旁人欺负，核武器是一种保障手段。这种朴素的民族感情、爱国思想一直是我的精神动力。”

　　“铸国防基石、做民族脊梁”是中物院提炼出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物院原副院长杜祥琬看来，这种价值观凝聚了大家，成为克服各种困难的精神支柱。

　　在中物院，老一辈科学家几十年来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了国家的核武器事业，他们还言传身教，让“两弹一星”精神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在孙光爱看来，在普通的公司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科研机构工作，回报是即时反馈的，在中物院工作，很多时候这个反馈周期很长，但这种反馈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个人梦想和国家需求的完美结合。

　　中物院的科研人员大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颇有造诣，在大城市找份高薪工作并不难。谈起最初来中物院的原因，答案五花八门，“我男朋友在这里工作”“本来要去外企，我爸让我再考虑考虑”“得知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轰炸后气愤难当，决定投身国防事业”……但谈起为何最终留下，大家的答案却无不透露着对这份事业的拳拳之心。

　　“‘两弹一星’精神其实在我看来就是三个字：我愿意，这也是我最初入职时说的最多的三个字。”曾获中物院邓稼先青年科技奖、如今已是中物院某所副所长的杨永辉说，“这份工作需要个人和家庭都作出很多牺牲，愿意留下，其实就是最大的认同。”

　　“进入新时代，要走好事业发展的新长征，必须要有一支能打胜仗的攻坚队伍，有一种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更要有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中物院党委书记杭义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