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与住的变奏（我和我的祖国）

　　我来自东北一个小镇的普通家庭。记得刚记事时，爸爸是一家全民所有制水泥厂的采购员。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爸爸每个月都会去山西省太原市、阳泉市，河北省邯郸市，山东省枣庄市，河南省郑州市等地采购原材料，去北京、天津、上海的机会更多，基本走了个遍。那时我最高兴的就是盼着爸爸出差回来，每一次他都会带回来一些好吃的，让我们“饱饱口福”。太贵的东西，爸爸买不起，只是从他的差旅费中省下些伙食费给我们买点家里买不着吃不到的，北京的烤鸭、天津的大麻花……爸爸都买过，现在想想那可能花去的是爸爸好几天的生活费啊。

　　印象最深刻的是爸爸带回来的一盒蚕豆，之前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这么一种吃食。我和姐姐一人分到了半盒。我很快就吃掉了自己的那一份，说像是猪八戒吃人参果一样，囫囵吞下去，有点夸张，但确实没怎么品尝。看着姐姐拿在手里一颗一颗细品的蚕豆，我开始后悔了，一脸讨好地望着姐姐，希望可以再得到几颗。蚕豆太少了，又算是“稀罕物”，姐姐无奈分给我几颗，但我也很快吃完了。记得后来又是跟爸爸哭闹，又是撒泼打滚，“妄想”再得到一些，但是始终没有吃到，那种记忆中的味道让我念念不忘。

　　现在不一样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餐桌上的菜色丰富了，营养增加了……各种山南海北的水果、蔬菜、海鲜，可以从互联网上直接订购，既新鲜又便宜，而且直接送到家门口。不仅是不同地域的吃食，甚至过去想也不敢想的跨越季节的吃食，也随着科技的发展，出现在我家的餐桌上。那种想吃而不得的经历再也不会有了。

　　小时候，我们四家人住在一个小四合院里——前屋的徐叔叔是个木匠，家里有好多好玩的“宝贝”；东屋的周奶奶家地势比较低洼，一到下雨天家门口就要用土做成“拦水坝”；西屋的曹家祖孙三代十口人挤在三间小房里；我爷爷是位老中医，家里边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来串门。

　　院子小，人口多，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同的故事。西屋里曹家，经常听见两位婶婶争着该谁做饭，该谁洗衣，该谁买菜，有时声音很大，吓得我们不敢靠近；东屋里周奶奶人特别慈祥，我们一帮“小萝卜头”经常去那里追着她让她讲故事；前屋里的徐叔叔经常用些木材的边角余料给我们做点好玩的，我们就经常去那里寻宝贝；我家呢，只要一来“朋友”，爷爷就不让我们进去瞧了，偶尔看两眼，不是在诊脉，就是在开方。当时觉得爷爷那么和蔼。这样集中居住的环境，我们这些小孩子很快乐，可以四处疯玩，但是大人们似乎并不开心，因为人口多，住宅面积小，显得拥挤而杂乱，所以总是苦大于乐的。

　　现在不一样了，上世纪90年代初，镇上的集贸市场统一规划，我们的小四合院就在其中。前屋的徐叔叔盖了新房，东屋的周奶奶家搬到了街对面的一处宽敞之地，西屋的两位曹叔叔分别有了新居，我家则是在原址上盖了二层小楼。大家虽然不住在一个院里了，但是见面依然亲切，更重要的是大家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再到后来，我们小辈渐渐长大，走出小镇，来到大城市，住上新楼房，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回首往事，留在我记忆里的，不仅仅是大事，更是一段段镌刻着时代印痕的寻常故事……

　　（本文为“我和我的祖国”征文《民族文学》征集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