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开放是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

　　自今年3月下旬，美国单方面挑起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出现一些比如将责任推给中国，说我们不该“逞强”，不该“不听美国的话”的声音，本质就一点：对美国要认怂。为了强化这种“不该论”，有人甚至编造说，当年邓小平同志推动改革开放，是以“打越南”赢得了美国方面信任，才能够成功的；还说什么中国对外开放本质上是“对美开放”，不是对其他国家开放，等等。字里行间充斥着“恐美崇美”思想。

　　其实，中国实施对外开放，与世界一同发展进步，不仅是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的愿望，也是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的愿望。但无论走出对外开放第一步，还是后来一步步持续走下去，都绝非易事。这是因为，二战之后的世界主旋律是“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实行经济和技术封锁政策，中国想对外开放也开放不了（1949年11月，在美国提议下，成立了由17个西方国家作为成员国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即“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ordinatingCommitteeforMultilateralExportControls。该组织主要职责是专门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禁运和贸易限制）。当然，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中国也是努力寻求与各国平等合作的。

　　中国开放还是不开放，是与世界大势紧密相连的。邓小平在1985年3月4日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时，东西方阵营的对立势头出现缓和，西方发达国家出现资本剩余、市场不足等情况，也需要到相对不发达地区找出路。邓小平在1984年10月6日会见外宾时讲过这样一段话，“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邓小平的话一语中的。当时，疏导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剩余，开发更大更深的全球性市场，是大势所趋，也是一条硬邦邦的经济规律。西方国家希望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改善关系，开展更多合作，首先是经济原因驱动的。这就是经济决定政治。

　　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学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贸易、科学技术、企业管理等经验，也学习其治国理政经验；同时，发达国家通过进入中国市场，解决资本无处去的难题，并与发展中国家一起打造全球资源配置机制，形成全球化的产业链，也学习借鉴中国当代社会文明和国家治理经验。这才是改革开放40年的真实写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政权稳定、社会稳定，经济大踏步发展繁荣，民生得到极大改善。西方国家、国际社会也从中国快速发展中获得巨大利益。已经崛起的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稳定、政治稳定的十分重要的力量。中国的政局保持长期稳定，并且富有改革活力，这是很多国家羡慕的地方，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基础性红利”。

　　邓小平当年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是基于当时的国家实力和世界局势的，既不是无奈，也不是“躲事”，更不是“讨好美国”“让美国人满意”，而是实事求是，以发展中国人民福祉、维护国家安全为落脚点。今天，中国国力显著增强，世界局势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等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特朗普甚至要把中国当做“发达国家”对待，这就说明，时代已经翻开新页了！当然，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技术封锁的有关制度依然存在（1996年7月，33个西方国家签署《瓦森纳协定》，继续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实施技术封锁），美国对中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干扰并没有完全消除。

　　在这样的形势下，习近平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既继承了邓小平对外交往思想，又把中国对外交往事业推向了新的阶段、新的高度。中国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不是一家唱独角戏，而是真诚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中国也不会凭借块头大谋求势力范围，而是与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可以说，中国过去40年改革开放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奏；今天提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长期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

　　所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国对外开放，是对所有国家和地区开放。所谓“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是对美国开放”之说是不存在的，也不存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给了中国便宜”这样的逻辑。（作者系证券日报常务副总编辑董少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