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1990，他们仨的故事

 

　　■本报记者 王志彦 黄尖尖 杜晨薇

　　1990年4月18日，漆梦影在江西南昌呱呱坠地。她在妈妈怀里伸出稚嫩的小手，迫不及待地看向窗外。“长大了，我们就到外面看更精彩的世界。”妈妈温柔地说。

　　同样是1990年，浦东大道141号的两层小楼里，邵煜栋和同事们围着一张简陋的小圆桌讨论着事情。房子破旧，墙壁上都能渗出水来，但这群年轻人视若无睹。几里之外，一个消息传到了陆家嘴花园石桥路22弄20号的一座高平房里。“这里要造金茂大厦了，我们都要搬走了！”在陆家嘴住了几十年的陈珏一家还不知道，他们未来的生活将彻底改变。

　　1990年，这三人彼此互不相识，但命运早已将他们和一个名叫浦东的地方紧紧牵连。

　　“老开发”感受奋斗乐趣

　　中午12时，刚刚结束一堂课的邵煜栋抿了口茶水润润嗓子，便夹起手边的资料往家赶。退休十年，“老开发”邵煜栋的生活依旧围着“浦东”转——担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平均每月授课十余次，给海内外学者、干部讲述浦东开发开放的历程；任天津滨海开发研究院研究员、珠海横琴新区开发顾问等，将浦东开发开放的经验传播到全国各地。

　　1990年5月3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浦东开发办公室和浦东开发规划设计研究院在浦东大道141号挂牌成立，开发办6个处开始办公。141号的前身是黄浦区浦东文化馆一栋矮旧小楼，这样一个地方，当时还是沿着浦东大道来回寻访才勉强挑选出来的。

　　浦东开发之初，从全市抽调了50多名干部和一批有志于参加浦东开发的应届大学生。最早各处室领导都没有任命，名片上只是印着 “某某负责人”。“大家为浦东开发早日见成效没日没夜地工作，根本不讲待遇，像样的办公桌没有，工位都是流动的，有时候实在没地方写东西，就跑到走廊里借着小圆桌写，或者借用接待室的桌面。”

　　浦东开发开放初期正值入夏，非常闷热，但整个浦东大道141号沿马路一侧外立面不能装空调外机，楼里也只有外宾接待室有空调。每天中午，人们拿个碗跑到黄浦区浦东中心医院（现东方医院）食堂吃饭。去晚了，就只能沿着马路找家小店，吃一碗拉面、馄饨、菜饭。一边排队吃路边摊，一边还在讨论着浦东的开发大计。

　　“开发初期用电紧张经常停电，没办法，我们就抱着四通打字机跑到医院的手术室门边，接上一根线，摆一个小桌板打稿子”，邵煜栋说。当时，浦东开发办没有明确的上下班时间，从早到晚，星期天都要加班。“工作人员大多数住在浦西，那时黄浦江上最后一班轮渡时间是晚上10时50分。我们就在走廊里放一个小闹钟，10时30分闹钟一响，大家纷纷从各间办公室冲出来往轮渡跑。有两次我没赶上，眼睁睁看着船离开码头，只能返回办公室盖着棉大衣过夜。”

　　2009年4月，浦东又迎来新的历史时刻：上海南汇区划入浦东新区，浦东的区域面积整整扩大了一倍。而就在前一年，邵煜栋正式退休，离开了曾经奋斗过的战场。

　　28年来，浦东伴着邵煜栋老去，而关心浦东成长，也渐成了他生命中的“习惯”。退休后，他每天仍花大半时间看资料、浏览新闻，时不时还向浦东新区的统计部门要来各种最新数据用以学习。“2017年，浦东新区GDP达到9651.39亿元，深圳的GDP达到近2万亿元”，这样复杂的一组数字，邵煜栋可以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不过，浦东和深圳的人均GDP却是一样的。深圳有深圳的优势，浦东有浦东的特点……”近来，比较发掘浦东的发展优势，成了邵煜栋着重“攻克”的新课题。

　　在邵煜栋眼中，浦东早就是家了。上世纪90年代，邵煜栋举家从浦西迁入浦东。“20余载，周围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我也深刻感受到在浦东奋斗的乐趣”。如果把浦东开发开放比作一出跨世纪的交响乐，“我就是其中一位演奏员”。余生，这位演奏员仍将不辍技艺，为浦东奉献一个又一个美妙的乐章。

　　陆家嘴原住民28年后的回望

　　傍晚时分，陈珏刚刚结束在金杨社区最后一个居委会的自治项目督导工作。“陈书记，又回居委帮忙啦？”老居民见到她总是热情地打招呼。

　　陈珏已经退休两个月了，但她放不下社区的工作，就在一家名为浦东新家园社区治理发展中心的社会组织里继续发挥“余热”。“现在全市提倡居民区自治，但很多社区还是不适应。”自治项目如何立项、做预算，陈珏专门参加了项目经理培训，以便更好地把经验传递到各居民区里。

　　1990年以前，陈珏一家一直住在陆家嘴花园石桥路22弄20号的一座高平房里。1990年，一个消息传到了街坊：“这里要造金茂大厦了，我们都要动迁走了！”陈珏家的房子，就是如今金茂大厦裙房的所在地。

　　“我们家的老房子是爷爷奶奶在1952年造的，一共135平方米。”在陈珏印象里，家里的三眼灶台是奶奶经常待着的地方。“一个灶眼烧饭，一个烧菜，中间烧水，当左右两边同时烧煮的时候，中间的水自然就开了。”小时候上学半天就可以回家，这时奶奶早已烧好了一大锅菜饭，孩子们围着分食。那时的生活很清苦，烧柴，拎马桶，一周洗一次澡。冬天很冷，洗澡时要在阁楼的木头上装一个浴罩，这样蒸汽就可以留在里面。

　　家门口还有一片宅基地，爷爷奶奶在地里种蔬菜、葡萄和月季。“还有一棵很大的无花果树，结出来的果子分给邻居一起吃都吃不完。”记忆里的小时候充满着简单的快乐。陈珏家中三姐妹，一有时间就到附近的浦东公园去玩，也就是现在的东方明珠所在地。“五分钱门票进去，有动物园、儿童乐园。公园旁边就是黄浦江，我们坐在那看大船来来往往，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1995年，陈珏一家正式搬离陆家嘴。“后来房子拆的时候，妈妈还带着我们去看。爸爸不敢去看，因为那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

　　从陆家嘴搬到金杨，一切仿佛从头开始。“其实在动迁前的1991年底，我们曾经到金杨看过一次，当时这里是大片大片的水稻田，还没有打地基。我们一家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到1995年搬进来时，金杨的生活设施还没有完善。整个社区只有一辆773路公交，买东西要到很远的地方。没有煤气，只能每天从厂里食堂带饭菜回来吃。“如今的金杨不一样了，交通便捷了，老百姓生活也方便多了。”

　　除了生活以外，最先感受到改革开放巨变的是陈珏上班的纺织厂。“那时厂里效益开始下降，我们天天开会，听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壮士断腕。”那是1997年，工厂前途未卜，30多岁的陈珏鼓起勇气通过考试到居委会工作，离开了奋斗多年的纺织厂。

　　后来的事实证明陈珏的选择是对的。工厂关闭以后，大量工人下岗。而陈珏从1998年进入居委会，一直做到了退休，见证了上海基层管理的每一次改革和变迁。

　　说到28年来对浦东开发开放印象最深的时刻，陈珏描述了这样一幕：1995年东方明珠建成开放那天，陈珏一家登上明珠塔最高的地方俯瞰陆家嘴，当时金茂大厦还在造，环球金融中心的地块还是一片荒地。“我们亲眼看到自己曾生活了几十年的房子全部都消失了，这里就像一张白纸，等待着绘就蓝图。”当时的情景，陈珏现在说起来仍热泪盈眶，“浦东的开发开放，是许许多多普通人的共同努力付出所造就的。”

　　去年情人节，正值上海中心开放，陈珏带着年迈的父母去观光。从上海中心119楼的观景台往下看，正好能看到当年一家人居住的花园石桥路。两位老人很激动：“你看，这个地方是我们原来住的！”

　　“同龄人”与浦东一同追梦

　　早上七点半，漆梦影早早地从金桥的家中出门，此时公交车站前，等车的人群已经排成长长一列。她是张江一家核电贸易公司的采购员，每天乘坐777路公交车，朝九晚五地往返于张江和金桥。

　　远远看见777路从马路那头驶来，身后的人群已蠢蠢欲动。她这么描述“魔幻”的挤公交经历：“你不用走，也不用挤，后面会有一股神秘的力量把你推上车，上车后，双脚可能还是悬空的。”进入张江的路每天都在堵，公交车像一个装满咸鱼的罐头，拉着人往张江蠕动。

　　漆梦影出生的那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中国向世界打出了一张“王牌”。

　　对这一切，漆梦影自然无从知晓。她是江西南昌人，出生后一直在当地生活，直到大学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进入到浦东一家核电贸易公司工作。漆梦影大学学的是外语，没有接触过核电行业。“当时就是一心想来上海看看。”那是2011年7月，当时公司所在的申江路上还是“前面大马路，后面大农村”的景象，园区里的办公楼寥寥可数。

　　作为贸易采购员，漆梦影的日常工作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客户下单，然后向供应商采购核电设备。由于具有外语优势，她经常要负责对接一些国外的客户。每个项目涉及金额从几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每签到一个大单子，她都会特别有成就感。

　　当时公司还在初创期，只有20多名员工，她见证了公司的成长。2013年公司规模扩大，从租赁的几十平方米一层办公区，换到了同一园区的一幢三层办公楼。“手中的业务量从一年十几个，增加到了一百多个。”更直观的变化是，她的外语优势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国外公司都在浦东设立了办事处，她只需与本地办事处对接业务即可。

　　今年4月18日，在一位同事的推荐下，漆梦影参加了浦东庆祝开发开放28周年 “我与浦东一起过生日”的活动，与20多名同是4月18日出生的人在东方明珠塔上度过了一次难忘的生日。“过去，我并不知道自己和浦东是同一天生日，而我又正好在浦东生活和工作，我觉得特别有缘分。”

　　对于未来，漆梦影坦言自己还是很有压力的，回家还是留在上海，是一个令她犹豫的选择。“上海的生活成本比较高，而家里人又一直盼着我能回去。”但在漆梦影内心深处，她还有一个梦，“我还是想再试试，希望自己能一直留在浦东，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