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我们党的党史学习及其历史经验

　　党史学习是党内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弘扬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弄清历史是非统一思想，凝聚全党力量指导未来的重要途径，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延安时期，我们党非常注重党史学习，并根据各个阶段党和人民的事业、党的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学习的任务与目的进行调整，从而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伟大工程服务。

　　1、学习的缘起和正确认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共中央历经长征落脚陕北之初，忙于扩大和巩固西北根据地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党史的学习与研究并没有立即提上日程。远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了中共诞辰十五周年的纪念活动。1935年12月23日，米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提出1936年第一季度中国工作计划，其中第三项就是为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做准备。几经调整，纪念活动于1936年7月召开，出席纪念会的王明写了《十三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七年来的中国共产党》，米夫写了《奋斗的十五年》等纪念文章，陈潭秋在纪念会上做了纪念报告。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党内对国共两党关系、中共历史认识的不统一、不清楚逐渐显露，各种错误观点在党内盛行。对党的历史认识不清楚，甚至存在错误观点，不利于党的事业和党的建设向前发展，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也极其不利。鉴于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做结论条件并不成熟，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党的主要任务，所以此时党史学习和研究主要集中于后者。

　　1937年4月初，张闻天在抗大开讲《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并提议成立“中国革命史研究会”，成员均跟班听课，然后就各人承担的章节写出讲稿，分头去各班担任教员授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以近代以来各阶级挽救民族危亡为节点，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国共第一次合作及破裂等问题。6月28日，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发表《关于十年来的中国共产党》一文，针对一些人借国共关系变化和中共政策转变来否定共产党十年历史的论调进行了批驳，“如果有人责备中国共产党，说中国共产党从那时起，不应该继续革命，不应该实行武装暴动，不应该建立苏维埃，不应该进行土地革命，那这就等于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投降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应该投降叛变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而且应该帮助他们来镇压、屠杀与加紧剥削中国工人、农民与小资产者们”。

　　这个阶段党史学习集中体现在1937年5月至6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工作会议。两次会议都对党的历史尤其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总结经验教训，在论述如何更好地“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主题的同时，深刻指出大革命的历史表明：“当资产阶级追随着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的时候，革命是如何地前进了；及至无产阶级（由共产党负责）在政治上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尾巴的时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败”，突出强调了“我们的领导责任”。

　　2、弄清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历史问题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组织上失去共产国际这把“尚方宝剑”的王明，并不心甘情愿承认错误，并且在延安广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中依然有一些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依然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阻碍。为了扫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毛泽东倡导的“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应运而生。

　　1938年9月，斯大林倡议并亲自参加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开始在《真理报》上连载，10月出版，并迅速传到延安。1939年7月15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询问了《联共（布）党史》一书的发行和学习情况，尤其强调：“发行和学习此书是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的一个转折点和强大杠杆，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最广大群众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8月，中共中央给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一般县委以上干部已经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它成为教学的必修科目，是延安所有学校的教科书。联共（布）的这一做法，对中共最直接的影响就是1939年冬季毛泽东等人合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干部课本，以“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之用”，期冀对党史的认识形成基本共识。

　　王明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干部课本进行了批评。1940年3月，王明把集中反映自己“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再版，并在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除此之外，“过去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虽经过遵义会议得到纠正，但在十二月会议时也还有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中央率领红军东征时后来也有人有不同意见；过去长江局对中央也有不同意见”。因此，如何认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迫切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经中央同意，毛泽东从1940年夏开始着手“党书”《六大以来》的编辑。在编辑中，毛泽东先后挑选86件重要文献，以散页的形式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其中一部分是反映错误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另一部分是反映党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这种编排方式，使说明这个时期“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因此成为“犀利的思想武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得出结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

　　3、弄通党的路线与思想方法的学习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中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全党范围内党史学习和培育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正确思想方法，成为一项原则性要求，成为推进延安整风的有力武器。

　　同年3月1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高级学习组与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三个时期进行研究，一面请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3月27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又规定：从下周起开始进行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本年内中央各部门首先注重党的路线学习，目的是弄通党的路线与思想方法，然后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同时成立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3月30日，根据安排，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对党史学习研究的目的、对象、方法、注意事项等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4月13日，西北局组织部邀请绥德地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李合邦报告警备区党史，并决定以后在沿河三县、陇东、关中、延安等地举行党史报告，每周两次，以使干部熟悉边区各地党的发展历史。在广泛深入学习的基础之上，1942年底到1943年初西北局高干会召开，总结了西北苏区历史问题，检讨了抗战以来边区党内的思想动向，加强了党的统一领导。

　　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引发了对共产国际历史、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历史的集中学习。学习的重要载体和推进工具主要是《解放日报》，先后刊登社论《论共产国际的解散》（5月28日）、《再论共产国际的解散》（6月27日），温济泽的《共产国际》（5月29日），张仲实的《共产国际与中国》（6月6日），莫艾的《万众一心——共产国际解散后访问党校张平化同志》（7月3日）、《党有长城——共产国际解散后访问党校何长工同志》（7月4日），此外延安、晋西北、鲁中和山东分局等地亦开展了学习活动。

　　至此，对这一阶段党的历史作出结论的内外部条件已经基本具备。1943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毛泽东着重讲了“两个宗派”问题，即一种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搬洋教条，夸夸其谈；还有一种是经验主义的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两个宗派”的发言，实际上为会议的整风主题定下了基调。

　　4、通过学习得出历史结论统一全党思想 

　　1943年10月延安整风转入第三阶段，即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得出结论，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10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参加党史学习人员名单和分组计划，决定总学委以毛泽东为主任，学习时间暂定为三个月，采取从抗战开始后的问题入手，然后再回到大革命、内战时期的问题，并向政治局提议，在参加学习者中间公开宣布允许讨论党的路线问题。同月，在《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的基础上，毛泽东挑选最能反映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情况的中央文件、中央领导人讲话、文章等编成的《两条路线》一书出版，并作为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主要材料。

　　通过系统的学习和组织过去曾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中工作的同志召开各地区、各部队的党史座谈会，诸如红七军座谈会、潮梅地区党史座谈会等，形成系列研究党的历史的重要成果。1943年春，周恩来在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做了《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系统回顾党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3月，刘少奇在延安作《六年来敌后的工作经验》的报告，总结了党在敌后领导抗日战争的基本经验。7月1日，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和全民族抗战爆发6周年，毛泽东写了《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7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刘少奇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而写的《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的文章。9月，周恩来在延安先后写了题为《关于共产国际指示及反立三路线的研究》和《关于新立三路线的研究》的笔记。年底，王若飞在高级干部会上作了《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回顾了党创立以来到南昌起义的历史。

　　在深入学习讨论中，全党历史认识上趋于正确，思想上趋于统一。194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统一了对一些关键问题的认识。如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六大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正确结论的得出，无疑在思想方法上坚持了周恩来所讲的“要有合乎历史实际情况的眼光，要有今天整风的思想方法，两者缺一，就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1945年4月，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作了科学总结和概括。

　　延安时期的党史学习，不仅仅在于以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来学习、研究、总结党的历史，更根本的目的在于把党史的学习与党和人民的事业、党的建设统一起来，揭示规律，昭示未来，实现全党思想认识上的正确与统一。这为中共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也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精神基础。

　　（作者：谭虎娃，系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