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敦煌遗书的神秘面纱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出版——

　　揭开敦煌遗书的神秘面纱

　　光明日报记者 韩寒

　　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向世人开启，从此也开启了敦煌文物与文献被劫掠至海外的历程。出土的6万多件古文献，国内仅存一万多件，而英国藏有1.5万余件，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有7000余件，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有1.9万多件，此外，日本、丹麦、印度、德国、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等国也有收藏。

　　去海外寻访这些散落的遗存，将它们“带”回国，整理出来，供学界共同研究使用，是几代中国学者的夙愿，也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耗费了近30年光阴从事的事业。近日，由他策划、主编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几代人的夙愿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对于敦煌遗书的外流和敦煌学研究在国外如火如荼地展开，陈寅恪曾有过这样的感慨。

　　百余年前，罗振玉等先辈学者只能靠从法国人伯希和处抄录和其赠送的少量文献照片从事整理研究工作。20世纪20年代以后，刘复、王重民、向达等前辈学者远渡重洋，赴巴黎、伦敦调查、整理、研究敦煌文献，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了令人钦佩的研究成果。但在很长一个时期，看不到原件仍是阻碍我国学者真正了解、利用敦煌文献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料散落海外，20世纪50年代我国学者编写的敦煌资料竟被国外学者比照原卷挑出300余处错讹。回溯那段“伤心史”，郝春文感慨颇多。

　　也正是从那时起，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57年，北京图书馆通过交换得到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汉文文献S.6980号以前部分的缩微胶片，70年代该馆又购得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缩微胶片。至此，我国学者已可通过缩微阅读器查阅大部分敦煌汉文文献资料。然而，由于胶片流传不广、字迹不清，除专门研究敦煌学的学者使用外，这套资料在学界应用并不广泛。

　　80年代后期，随着敦煌学的深入发展，缩微胶片越来越不能适应学界研究需要，重拍、精印敦煌文献的设想开始在一些学者中酝酿。1989年，当郝春文参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合作重新编印英藏敦煌文献的工作时，他兴奋难掩：“我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重拍的照片的情形，清晰度大为提高，原来缩微胶片中模糊的文字绝大部分清晰可辨！”

　　这时，一个宏愿在郝春文心中产生了——依据这样的照片，校订与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敦煌遗书文字释文。英藏文献最先有了高清图片，就从英藏开始。

　　“如果从1900年算起，敦煌文献的发现已有百余年了。然而，对学界而言它们仍然显得神秘又陌生。过去是因为远渡重洋获取研究资料不易，近来则是因为文献多为手写本，保存了大量唐宋时期的俗体字和异体字，还有不少使用河西方音，一来与刻本相比辨认不易，二来未经校订学术界不敢随便引用。”郝春文介绍。

　　“6万多件古文献，3万件以上的古写本，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民俗、语言、文学、音乐、舞蹈、科技以及中西交通信息，对研究我国中古时期社会全貌是难得的一手资料。与现存经典典籍多为宋以后刻本相比，写本是年代更为久远的唐时和唐前版本，对研究我国古文献具有参考意义。然而，除专门研究敦煌的学者对这些文献有分类研究外，很多有价值的信息一直被学界所忽视，这与文献的丰富内涵不符，对学术研究而言未免是一个遗憾。”说起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的初衷，郝春文这样说。

　　然而，郝春文没有想到的是，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耗费了他近30年的时光，“从20世纪90年代酝酿项目、申请执行，至2000年出版第1卷《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再到今日出至15卷，28年过去了，大概完成了英藏文献整理工作的一半。全部完成大概要出至30卷，至少还需要十年”。

　　在看起来是“笨功夫”的文献整理和能够出成果的学术文章撰写之间，郝春文不是没有过挣扎，他的整理团队不断有人加入，有人离开，“如果我写文章，也许一时有人读，能够给我带来名声。但这套书千百年后，我相信还会有人读。至于法藏、俄藏文献，就要留给后来人整理了”。

　　献给学术界的一份礼物

　　敦煌遗书，即莫高窟所出的古写本和少量刻印本，年代上迄东晋、下至北宋初。汉文写本在5万件以上，其中佛教文献占约90％，非佛教文献占10％，包括经、史、子、集和大量的官私文书等。

　　在非佛教文献中，最具有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有与户部、刑部、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有军制、市制、屯田、长行马等有关文书，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帖、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约有500件以上，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绝佳材料。

　　然而，各种各样的文献，形态歧杂多样，如何完整、正确、科学地著录，煞费思量。《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5卷收录的是英藏S.10号至S.3330号中非佛典文献的部分，按馆藏原编号顺序进行整理，含社会历史文献写本1087号，文书1259件，总字数540万。

　　“对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以前并非没有。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版的《敦煌文献分类录校丛刊》，目前已整理出版了赋、社邑、契约、医药、天文历法、表状笺启书仪、禅籍、佛教经录、讲经文因缘等多种分类文书。而《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按馆藏原编号顺序整理，能更为完整地体现敦煌遗书的全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孟彦弘介绍，“此外，丛书不仅对图版《英藏敦煌文献》进行增补，而且与原件进行对照与核正，对文书的性质、名称、年代予以考证和说明，并在参考文献中著录了学界对每件文书的研究成果，这为非敦煌学专业的学者提供了权威可靠的资料，也能够减少他们检索的时间。”

　　长期从事甲骨、简牍、文书、墓志等出土文献整理的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深知敦煌文献整理之不易，“做学术研究具有选择性，自己不懂的可以回避。而文献整理没有选择性，需要史学知识、相关学科知识和良好的古文字功底，自己不懂的，就算遍查资料也必须弄懂。”

　　对敦煌古写本进行校订和释录到底需要多细致精微，郝春文举了一例：编号为S.3050号背面的《善惠和尚因缘》右起第一、二行文字为“给孤长者箭济贫人，并恋贝漏、猛聋音哑，舍财无数”。其中“箭”为“接”之方音借字，“恋贝漏”当为“挛躄背偻”，“恋”是“挛躄”的形讹字，“贝漏”为“背偻”的通假字。“猛聋音哑”当为“盲聋喑哑”，“猛”是“盲”的方音借字，“音”则为“喑”的通假字。连缀起来原文应为“给孤长者接济贫人，并挛躄背偻、盲聋喑哑，舍财无数”……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郝春文一直以《诗经》里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来警示自己：“对敦煌文献的释录一旦开始，就要数十年如一日，认真进行下去。”20多年来，他时刻不敢懈怠，始终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每一篇文字的释录都要经过6道编审，其中的甘苦，只有他自己清楚。

　　“敦煌文献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了，是时候敦煌学界为学术界贡献一份大规模、成果丰硕的文献整理代表作了。”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说。

　　还原一个大唐盛世

　　位于河西走廊的敦煌，曾是中西交通枢纽，丝绸之路的“锁钥”，中西交流的都会。唐朝时期，中国、印度、中亚、西亚、希腊等不同文明体系在这里交融，呈现出海纳百川的胸襟与气象。

　　随着敦煌遗书的释读，一幅中古时期敦煌地区社会生活的画卷正在铺展开来。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收录的是英藏敦煌文献的非佛教文献部分，即所谓的世俗文本。其中有记载敦煌边防与水利工程的图经，有官府统计人口和田产的户籍，有传统经学文献中的韵书，有唐五代通俗文学体裁中的变文和因缘，有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阴阳占卜之书，还有反映中古婚俗的《下女夫词》等。解读一份份文书，就相当于一点一滴，还原一个大唐盛世。”郝春文说。

　　如《下女夫词·去扇诗》里唱：“青春今夜正方新，红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将新娘赞为艳丽的花朵，可知敦煌唐人婚礼程式中用花朵烘托青春的美好。而《下女夫词》男到女家举行婚礼、女问男答的形式，反映的是晚唐时期的敦煌民俗是北方胡族与汉族婚俗相结合的产物。

　　再如通过遗书里的《沙州图经》与《沙州教煌县灌溉用水细则》，可以解读敦煌的城市建制，领略古边陲城市“烽戍逻卒，万里严继”的景象。通过吉州馆驿巡官刘廷坚游历佛寺和道观写下的抒怀诗，可以领略佛教与道家文化在敦煌的交融。

　　郝春文指出，从敦煌遗书还可看出当时的女子有结成社团从事社会活动的自由。如S.527“后周显德六年正月三日女人社再立条件”，就是一件由15名女子自愿结成的社团，从事丧葬互助和佛事活动。另，S.4705记载敦煌女子在寒食节以足踏地，连臂成行，边踏边歌。这都说明当时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宋以后的记述差别很大。

　　“敦煌遗书是古人无意中为我们留下的一份文化瑰宝，其研究价值与整理程度成正比。希望我们认真整理出来的文字释录，能为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社会历史与文化生活，提供有益的研究资料。”郝春文说。

　　《光明日报》（ 2018年08月02日 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