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朝晖扶贫日记｜倒计时下的脱贫一线，和想象的不一样

　　【编者按】

　　脱贫攻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决战。

　　去年，新华每日电讯编委田朝晖被任命为新华社驻石阡扶贫工作队队长，挂任贵州铜仁市市长助理、石阡县委副书记，和战友一起，深入深度贫困地区和脱贫攻坚主战场参与扶贫。

　　一年多，田朝晖见证了西南贫困山区的巨变，见证了一线扶贫干部的艰辛，也看见了最后一批贫困人群在这场决战中的真实状态。除了日常的报道，他还想把这段看似寻寻常实则常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录下来，呈现出来，以这种方式向所有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干部群众致敬！

　　《新华每日电讯》报特辟《扶贫亲历》栏目，还原这场决战中的点滴。

　　第一篇

　　每一栋新房子都有故事

　　水泥路，小洋楼，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把这些词汇和深度贫困联系在一起，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意外。但在我所帮扶的地区，这些都是真实场景。

　　挂职一年多，我目睹了贫困乡村的加速巨变，其中最直观的变化就是路和房。

　　有一次陪同东部来的朋友到乡镇学校捐赠，我一路上向他们介绍当地情况，他们不时会惊叹：路修得这么好，还有三层小洋楼，这哪里像贫困地区嘛?

　　我试着跟他们解释，什么是二级路，什么是通村路，什么是通组路，什么是串户路……当然还有小洋楼，有些房子是借助政策补助修盖的，有些是年轻人出门打工回来建的，尤其是三层小洋楼，都是夫妻俩在外打工两年，回来再借点钱盖起来的。

　　新房子，代表了打工一代对家的期待。所以，尽管他们每年在新房里住不了几天，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打工，但他们还是把房子盖得非常漂亮。房子，承载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超越了居住属性。

　　我们的驻村第一书记老宾，挂职第一年就住在贫困户家里。房子是两层的新房，既现代，又有民族风格，很漂亮。说起这栋房子，他背后有一个故事。

　　房子男主人小时候是个孤儿，吃百家饭长大，小时候吃了很多苦。长大后外出打工，但不幸的是，他的孩子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病，需要人照顾。他思前想后，觉得与其多挣点钱，不如回家陪伴孩子。有次我跟他聊天，他说自己体验过没有父母陪伴的苦，他不想让孩子重复这种人生，所以毅然回家。

　　回家意味着收入骤减，他想修房子，但没有那么多积蓄，请不起工人。于是他一咬牙，一点一点，硬是边盖边学，自己建起来一个二层楼房。房子盖起来后，惊喜随之而来，他变成了泥瓦工，别人盖房子，会经常请他，每天二百块，收入很可观。

　　天道酬勤。

　　在他家隔壁，另一家人最近刚刚盖起来二层新房。挂职一年多，我一点一点见证了这栋房子漫长的从无到有的过程。第一次去村里的时候，这家人住在旁边的厨房里，这栋二层楼只有几根柱子竖着，四周都敞开着。

　　夫妻俩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外地，小儿子当学徒(后来也没稳定工作)，家庭收入比较低，没钱一口气把房子盖起来。后来我帮男主人申请了一份工作，每月有900块钱收入，他很开心。此后我每次去村里都能看到变化：一间，一间，房子一天天变得完整。

　　一年后我即将结束挂职回京，又到村里去，惊喜地发现他的房子已经彻底盖起来，很漂亮，我们开玩笑：“这在北京就是别墅啊!”他笑着说要感谢国家政策好。房子能盖起来，一方面是靠他自食其力、燕子衔泥式的坚持，同时也要感谢危房改造政策扶持。

　　山里的燕子很喜欢住在他家。因为房子是一间一间盖起来，所以去年燕子在“房外”垒的窝，今年被封在房子里边。于是男主人在新房外边的房檐下钉了几块木板，燕子好像明白了主人苦心，跟着搬了新家。我去跟他们道别时，燕子窝上的泥，有一半还是潮湿的。

　　在蜿蜒的通村路边，一栋栋看起来区别不大的新房，背后都有着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或大或小，连接着每个人的家国梦想。

　　第二篇

　　家门口打工的留守老人

　　大家都在讲农村凋敝，但在深度贫困地区，我看到了凋敝的另一面。

　　在缺少年轻劳动力的贫困山村，村村成立集体经济合作社，办起或大或小的产业，被媒体定义为“留守”“空巢”老人的村民，在家门口找到了打工机会。

　　他们年龄大多在50岁到70岁之间，还有一些超过70岁，甚至80岁。通过务工，这些老人每天有50元～80元的收入。换个角度看，这些老人在家门口打上一到两个月的工，就可以脱贫。

　　80岁的务工老人不多，有时我下乡调研会问一问，但从没有在劳动现场见过。一些乡镇担心老人岁数太大，怕出意外，会为他们找一些轻松点或者“安全”点的工作岗位。但不会劝退，因为扶贫也是扶勤，要保护所有贫困户的务工积极性。

　　我下乡调研，遇见过一位76岁的务工老人。老人每天从山下坐车上山，午饭就在山上吃。原本老夫妻两个人都在村里打工，但老爷子身体不太好，没坚持下来。

　　刚开始，老太太要上山务工，大家都劝她，怕她受伤。她说如果自己摔坏了，不让任何人负责。

　　老太太以前是村里的妇女主任，闲不住。后来她的儿子从城里回来，又劝她不要上山务工，儿子提醒她，如果缺钱花就跟自己说，这些年养儿养女很辛苦，现在该休息了。但是老太太不这么看，坚持要找点事情干。

　　老太太现在山上和一群村民负责养羊、种烤烟、种树。大家考虑到她的年龄大，会安排别人挖坑，让她来栽树。但干起农活来，老太太从不示弱。

　　她说以前最苦最累的时候，是土地刚从集体分到个人那会儿，因为当地缺水，所以种田要看天，晚上下了雨，那晚上就要赶紧把田种上，当时家里20多亩地，非常辛苦。

　　现在老太太很开心，她觉得现在跟以前比，政策好，打工机会多了，尤其是交通好，现在上山可以坐车，以前可不行。

　　在我挂职帮扶的地区，不仅村村成立合作社，而且很多乡镇引入外地龙头企业合作，有些产业规模做得很大。每天早晨，大批的村民们会到山坡上坐等务工，只要天气允许，年轻一点的村民会给大家分组，依次到不同的地方务工。

　　我和同事写过一篇报道《造血式扶贫，1个月干出过去1年的收益》，发表在《新华每日电讯》上。报道讲述了65岁的贫困户邓宗芝，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靠在家门口的合作社打工，一个月能挣到两千多块钱，比过去种玉米一年的收入都高。

　　换个角度看，产业扶贫不止改变了贫困乡村的面貌和贫困户的收入，随之发生的更重要的改变是贫困户思维上的变化。

　　过去贫困户靠山吃山，把自己的一片田看得比命都重要，而且按照沿袭下来的传统方式耕种非经济作物，非常辛苦，但收益很低。而且不管帮扶干部怎么帮着他算账做解释工作，有些贫困户就是不愿意接受“变化”。对他们来说，变化往往意味着风险。

　　像邓宗芝这样的贫困户，不会写字，也不关注外边的世界，但他们开始试着接受“变化”。他们不仅通过在合作社务工提高了收入，实现直接脱贫，而且通过在合作社务工，通过把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经营，他们看到“变化”所带来的收益，慢慢读懂了这背后的逻辑。而这种带动效应，对于深度贫困地区而言，意义重大。

　　第三篇

　　贫困户家贴满奖状的墙

　　人们爱用家徒四壁来形容贫困，但不少贫困户家，四壁并不贫困，上边贴满了奖状。

　　下乡次数多了，我慢慢发现，最让贫困户自豪的两样东西：挂在房梁上的腊肉，贴在墙上的奖状。腊肉代表当下，奖状代表未来。

　　有次到一个贫困户家里座谈，临走时，称赞他们孩子学习好，奖状贴了一面墙。男主人满脸骄傲地说：“还有几张呢，墙上贴不下了。”那一瞬间，无论是在墙上，还是在男主人的脸上，你都感受不到丝毫穷困。

　　到贫困户家里走访，经常遇到老人听不懂普通话，中年人不会写字的尴尬。大部分贫困户，世居深山，很少与外面的世界产生联系，他们习惯了房前屋后种点田的慢悠悠的生活。脱贫攻坚对他们来说，是改变，也是挑战。他们害怕改变，没有信心面对挑战，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去。

　　去年我到一个深度贫困村调研，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这个村子贫困程度高，产业基础薄弱，年轻人少，贫困户参与产业的积极性低，驻村干部推进工作很吃力，但村里的贫困户非常重视子女教育，村里每年都能考上几个大学生。

　　后来我跟驻村干部讲，多考上几个大学生，也应该算是帮扶成绩。脱贫攻坚的目标是斩断穷根，既要斩断上一代的穷根，更要帮助下一代避免重复上一辈的生活。

　　在深度贫困地区，之所以出现“穷家富教”的反差，一方面是因为贫困户的觉醒，另一方面要归功于特殊的教育补助政策。

　　以我所挂职帮扶地区为例。这里虽属贫困地区，但不仅村村有幼儿园，而且贫困户的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可以拿到比国家标准更高的补助。比如读高中的孩子，在国家补助的基础上，每年还可以再拿到1000元的扶贫专项助学金，以及教科书费、住宿费减免。

　　不要小看这些补贴，它对于一些贫困户来说，是可以决定孩子命运的砝码。

　　有次到一个贫困户家里走访，进了院子发现屋里屋外收拾得很干净，主人看起来也很干练，夫妻俩一个在家养了几头牛，一个在附近打短工，收入相对稳定。按说生活条件应该不错，可他们因学致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家里有三个孩子在读书：老大读高中，老二读初中，老三读小学。虽然因学致贫，但这个家庭没有让孩子放弃读书，即使老二成绩并不好，他们还是选择了坚持。女主人心直口快，苦日子不会太长，希望国家政策多帮扶几年，坚持到老大大学毕业，生活一定会好起来。

　　说到教育补助力度大，我遇见过比较极端的案例。初到地方挂职，同事帮我们对接了一个项目，可以帮助贫困户的孩子去外地免费读职业中学。前期对接和筹备工作很顺利，但最后报名时，出现意想不到结果：前期对接过的孩子不想去了。一问才知道，当地读职中的教育补助很高，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去外地，即使是免费读也一样。

　　第四篇

　　“无用”的劳动

　　无用的劳动，有时很有用。扶贫要想不扶懒，有时需要借助一些“无用的劳动”。

　　第一次听到“无用的劳动”这个提法，是和一位县领导聊天。一天早餐，我们聊到贫困户吃掉“扶贫羊”，等着明年继续送羊的新闻报道。这位领导认为“扶贫羊”应该送，但送的方式需要改一改，要想办法让贫困户觉得这只羊是劳动所得，不是白送的。

　　他讲到有次组织大规模捐助，按照以往模式，县乡干部会把捐助物资送到贫困户家里。但他觉得那样不妥。于是改变方式，把物资拉到村口，组织贫困户自己来搬运、分发。“不能白给，你哪怕帮着排个队、维持下秩序也好，虽然看似无用，但让贫困户感觉自己付出了劳动，这是劳动所得。”

　　德国医生夏爱克曾经在云南的大山上扶贫，采访过程中我曾听到一些他扶贫的细节。他买了一批羊给贫困户，并没有在集市上直接把羊分给贫困户，也没有把羊送到村里，而是送到山脚下，让贫困户把羊牵回去。他说这是听从了当地人的建议，让贫困户自己牵羊，是让他们有付出劳动换取羊的意识。

　　我们所帮扶地区有个比较大的村子，村里残疾和智障村民很多。地方上并没有笼统地把这些人纳入政策兜底人群，而是成立合作社，根据残障村民特点设计不同的工作岗位。

　　有次我到村里调研，正遇见一个智力相当于十来岁孩子的成年人，用轮椅推着一个行动不能自理的老人在遛弯，那个场景让人想起一首歌：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变换……

　　村干部说，不指望他们的劳动能产生多大效益，甚至很多人的劳动几乎没产生效益，但这些劳动本身，改变了很多东西。

　　“无用”的人，变成了“有用”的人；习惯了“等靠要”的一群人，意识到自己可以通过劳动换取更多收入。这就是改变!

　　宋代有个著名典故：“以工代赈”。说的是宋仁宗时期，62岁的范仲淹在杭州任上遭遇大饥荒。面对数十万灾民，范仲淹想出一个超越时代的解决方案：刺激消费，发展基建。时人不理解范仲淹的做法，旱灾如此严重，怎么还要搞娱乐项目，还要大兴土木?但很快，灾民发现社会上出现大量用工岗位，据说每天有几万灾民就业，动荡没了，灾情也缓解了。在这场蔓延半个中国的大饥荒中，吴中地区没有一个饥民饿死，创造了赈灾史上一个不小的奇迹。

　　“无用的劳动”，或许就是“以工代赈”的活学活用。在无用的劳动背后，可以看出脱贫政策之外，积极作为和不作为的差距。

　　第五篇

　　“难尝”的甜蜜

　　山区贫困户爱养蜂，房前屋后养上两桶，成本不高，收益不错。于是很多贫困村因势利导，想把养蜂做成集体产业。但集体养蜂不比个体养蜂，风险很大。蜂王比较挑剔，一旦照顾不周就会选择诗和远方，一去不回头。

　　和其他地区的帮扶干部交流，听到一个故事：有个村子试着养蜂，买了50箱，养了一年之后只剩两箱——其余48箱蜂都逃跑了。有意思的是，逃跑的蜂总要有个落脚点，后来听说隔壁乡镇有个贫困户，在山坡上扔了几个空盒子，一年时间居然收了两箱野蜂。

　　家蜂变野蜂，野蜂变家蜂。其中奥妙，耐人寻味。

　　和一同挂职的农科专家交流养蜂技巧，他调侃说，养蜂是“520”产业，是甜蜜的事业，要想养成蜂，必须要有爱。你不爱它们，蜂王就会跑。他总结出养蜂失败的四点原因：一是时机不对，二是场地选择不当，三是养蜂人员报酬低责任心不强，四是缺技术。

　　四点归结为一点，是人的问题，包括人才和人心。新华社去年派到贵州的驻村第一书记王骁，真正专长是摄像，但他到贫困村挂职后，为推进养蜂产业，自己跑去县城学习养蜂技术——一个扛摄像机的去扛蜂箱，在当地传为美谈。

　　去贫困村调研次数多了，我慢慢发现，所有把养蜂产业做好的，都有一个共同点：找到了正确的人。

　　有次我到一个乡镇调研，弯弯绕绕爬到半山腰，放眼望去山坡上、树荫下摆满了蜂箱，星罗棋布。乡镇干部介绍，这是一个村级合作社的产业，养蜂不只卖蜂蜜，一箱蜂每年还可以产出五箱蜂。去年这个合作社有30万元收入，下一年计划收入80万元。

　　说话间，村里的监委会主任从工作间出来，穿着防护服，从头到脚就像是一个技术员。如果没人介绍，外人绝对看不出他是村干部。后来了解发现，这个村能把养蜂产业做大，靠的就是两个字：用心。支部书记、村主任、监委会主任齐心养蜂，尤其是监委会主任，天天泡在基地，既懂技术，又肯投入精力，于是基地越做越大，逐渐成为全县蜂源地之一。

　　但选人是个难题。有次我和王骁上山，动员贫困户为集体养蜂。之前王骁跟贫困户交流过，本来他已经同意养蜂，但真到要落实的时候，他又放弃了。一是害怕承担风险，二是对技术没有信心。这种现象很普遍，贫困村发展产业，只要出现失败的案例，其他村子就会心存顾虑。

　　像上边提到的村子，三个村干部亲自上阵养蜂，更多是无奈为之。虽然带动效果很好，但从中可以体会产业脱贫之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