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美医生：行医路绕地球10圈的“摩托乡村医生”

　　一辆摩托，一个药箱，一位村医……在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贺星龙创造出了1+1+1=4600的奇迹。他出生在山西省大宁县徐家垛乡的乐堂村。上个世纪90年代，他走出家乡去学医。学成后，他又回到了这片热土，回到吕梁山南麓、黄河东岸。

　　从那时起，贺星龙背上药箱开始了行医路。从全村143户人家，到周边的28个村子，他守护着4600多名父老乡亲的健康，用贺星龙的话说——“这些人咱‘活’下来了。”

　　十八年间，他出诊次数高达17万人次，总行程达到40多万公里，足以绕地球10圈。骑坏了7辆摩托车，背烂了12个药包，为百姓垫付医药费10多万元，免收出诊费近40万元……

　　这一连串惊人的数字背后，是怎样一种纯粹而质朴的情感，让他坚守至今?

　　以下是来自贺星龙的自述。

　　一、一段彩铃，一句11年不变的承诺

　　“您好!贺星龙医生为了百姓患者……进行24小时上门服务。”这是我2007年自己编制的一段手机彩铃，到现在11年了，一直没换过，也是我给乡亲们的一个承诺。

　　2000年从卫校毕业回到村子里，这个事情我就每天都在做。这里的28个村，每户村民都有我的名片，只要身体不舒服，打一个电话，我就过去了。我家的窑洞墙上，贴着十几张纸，上面有500多名患者的名字和联系电话。手机卡上存满了，只能记在这里，方便查看。

　　2013年腊月，索堤村贺润廷的孙子高烧抽风。当时我急着出诊，没来得及给摩托车装防滑链。那时候刚下过雪，路特别滑。一不留神我就摔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膝盖碰破了，脚也肿了。但我急着赶路去给孩子看病。看完病后，我给自己简单包扎了一下，就拄着棍子继续出诊了。第二天，张立俊老人打电话说生病了。雪太厚，不能骑摩托。我就用扁担挑着出诊包翻沟走近道，没想到连人带药从20多米的坡上滚了下去。幸亏两个放羊的乡亲把我从沟底扶上来，要不我就冻死在沟里了。给老人看完病回来，我的脚肿得更厉害了，我就自己给自己打上石膏，骑上摩托又照旧出诊了。

　　为了赶路，我经常把摩托车骑得很快，摔伤擦伤都是常事。最严重的时候，摔得差点儿没命。因为这个，村里人给我起外号——“摩托医生”“疯子星龙”“傻子星龙”……

　　这些年来，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村里13个五保户，他们无依无靠，除了低保，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徐家垛村85岁的贺德明，老伴和两个儿子都去世了，还患有严重的前列腺增生症，要靠插导尿管排尿。他只要给我打个电话，我都会赶到为他更换导尿管。冯对生也是村里的五保户，没有孩子，一个人住。老人自幼残疾，走路一瘸一拐，三年前又不幸患上了骨髓炎，化脓溃烂，家里一股异味。我从不嫌脏，定期上门给老人清洗、包扎、换药，顺便带点米面过去。老人挺可怜的，我没收过他的钱，给他垫了7000多元医药费。这么多年来，这些老人已经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而我也把他们当成亲人。

　　二、一沓学费，一个村子的希望

　　“娃啊!你要好好念书，把医学好了，回来给村里人看病。”

　　22年前，乡亲们把凑来的3025元钱交到我手里时的这份嘱托，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年，我考上了卫校，3000多元的学费让家里犯了难。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村里的乡亲们你家拿30，他家拿50，最多的拿了300，硬是帮我凑足了3025元的学费。握着这一沓沓由零钱凑成的学费，我泪流满面，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医术，毕业后回村给乡亲们看病。

　　其实，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做医生的梦想。大宁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村里大都是穷苦人家。12岁那年，我目睹50岁出头的爷爷因为一场重感冒没有及时治疗而引发肾衰竭离世，这悲痛的一幕深深地刺痛了我。为了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卫校毕业后，我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选择了回到家乡。

　　这些年来，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出诊治病上，对于妻儿，我有着说不出的愧疚。2009年，我两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因为村里没有学校，我准备和妻子一起去城里发展。可村里人听说我要走了，每天出诊都有好多人劝我不要走。开学那天，索堤村70岁的郝芳花老人专门跑到我家，给孩子拿了20多个鸡蛋，握住我的手哭着说:“星龙，你可不能走，走了谁给我们看病。你走了，我就活不成了。”那一瞬间，我决定不走了，我觉得要走了就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曾经帮助过我的老百姓!

　　最后，妻子还是包容了我，她一个人领着两个孩子去了县城，一边打工，一边照顾孩子。最让我欣慰的是，现在孩子只要放假回来，就跟着我骑摩托出诊。孩子说，长大了要像爸爸一样当医生，给老百姓看病。

　　三、一个摄像头，把患者联系在了一起

　　去年，我当选了党的十九大代表，做梦都想不到，我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深山里的乡村医生能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一场举世瞩目的盛会，当国歌响起的时候，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这是让我铭记一辈子的时刻。回来之后，我努力宣传十九大精神，把党的好政策、好声音传递给广大人民群众。

　　外出次数多了，有时候老百姓来找我看病，就可能会白跑一趟。这也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后来我就从网上买了两个摄像头装在诊所里，这个摄像头帮了我的大忙。病人来了，我没在，就可以对着摄像头给我打电话，我能看到病人的情况，轻的给一些建议，并让妻子帮忙处理。严重一点的想办法往回赶，或者建议患者去上级医院处理。有了摄像头，可以根据患者病情灵活应对。

　　现在村里很多人都有智能手机，也会用微信了。我买了手机之后，基本就没有关过机。话费用得也不少，最多的时候一个月900多。因为经常会有病人打电话或发微信过来询问病情，有的干脆给我打视频电话，我不管在哪都会接，这样我就能看到病人的情况，对症下药。

　　最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最近国家卫健委在大宁县安装了几个微医系统试点，其中有一个就在我的卫生所。有了这个微医平台，我就能和专家面对面交流，就一些疑难杂症和重症进行沟通，寻求帮助。乡村医疗水平的提高，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庆幸的是，国家准备在大宁县实施“医联体”计划，每三、五个村建一个标准化的卫生室，这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未来，我希望可以有更多青年人加入乡村医生这个行列，守护群众的健康。

　　记者手记

　　这些年来，“党的十九大代表”“全国十大最美医生”“全国卫生系统平凡英雄奖”“白求恩奖章”“中国好医生”“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第22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无数荣誉、头衔纷至沓来。但是，贺星龙还是喜欢别人叫他乡村医生，他心头最牵挂的，仍是十里八村的村民。这份最淳朴的坚守，是最值得敬佩的初心。

　　路虽崎岖，黄土地留下了他的足迹;村医平凡，却用行动让生命闪光。(中国青年网记者 马珊 实习记者 李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