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发扬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作者：本报评论员《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07日 01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3月4日参加政协联组会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充分表达出：这项基本政治制度有根、有源、有生命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艰辛探索中建构起来的，与中国的发展阶段、社会结构、历史特征、政治实践、文化心理具有深度契合，负载着文化上的传承、经历了实践中的锻造、达成了制度上的成熟，最终形成了比较优势。说它新，是说它避免了旧式政党制度代表少数人、少数利益集团的弊端，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或者多党轮流坐庄、恶性竞争的弊端，对人类近代以来“最大限度实现人民权利”的理想，进行了新的求索。

　　它植根于中国文化。

　　大、统一、多民族是中国最重要的历史地理特征，是谈论任何中国问题都不能离开的第一前提。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中国虽然也经历过战乱、分裂，但统一、发展是主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没有动摇，并形成了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的文化精神，这在世界几大文明共同体中是仅见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是基于中国的历史特征，将中国文化精神融入现代化进程形成的新型政党制度，是老根上的新果，是文化自信与制度自信的统一。

　　它锻造于政治实践。

　　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与完善，不是来自于坐而论道的理论设计，而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长期发展、渐进渐改、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是直面救亡图存的危机、百废待兴的重担、改革开放的转折、民族复兴的任务所推进的协商实践。从抗战时期的“三三制”政权，到解放战争中著名的“五一口号”；从1949年《共同纲领》的提出，到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的出台；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到党的十九大提出“把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过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历史的合力中锻造成型。它的必然性和有效性，已经由上述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检验所证明。

　　它呈现了制度优势。

　　伴随着中国的跨越式发展，伴随着中国道路和中国价值世界认同感的提升，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鲜明特色，是我国政治格局稳定的重要制度保证。它在呵护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上实现有序政治参与，在呈现多样化诉求的同时防止社会撕裂，在维护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础上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最终促进全社会各种力量形成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力，汲取各方智慧、科学合理决策实现中国梦。这些治理效果，对“传统的”政党政治模式构成了审视，所以才有外国学者感叹：世界需要重新认识中国制度优势。

　　我们正在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有前所未有的艰辛，更有前所未见的成果，包括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在内，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和理论无一不是新的。“新”一向挑战教条、负载希望，被寄予更多的信任和期待。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愿望更立体化，我们更应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多党合作独特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的安排集中各种意见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凝聚起更磅礴的力量。

　　（本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