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新“中国威胁论”背后，中外自信心“此涨比消”
【环球时报记者 胡锦洋】编者按：去年10月15日，当法国第二大报《世界报》在头版印出超大汉字“中国，强国崛起”时，很多人震惊了。紧接着进入11月，先是德国《明镜周刊》用汉语拼音“xing lai!”(醒来)作为封面标题，后有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以中英文写着“中国赢了”(右图)。尽管相关文章对中国的偏见依旧，其出奇一致的画风却显示：中国崛起已成为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这个现实意味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同时意味着不少西方人士感到不适。因此，当澳大利亚指责中国“渗透”时，美欧一些国家随之起舞;当一家美国智库针对性地创造出“锐实力”这个新名词时，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跟进。“软实力”变成“锐实力”，中国经济“独善其身”，中资并购值得警惕，“中国模式”挑战普世价值……凡此种种，在他们的笔触下，崛起的中国正对这个世界构成各种威胁。西方何以刮起这股“中国威胁论”风潮？与以往的“中国威胁论”有何本质区别？《环球时报》将连续两期刊发文章进行全面解读。本文为上篇——专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中国威胁论”何时消失？至少要到中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时
环球时报：去年底，位于华盛顿的智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创造了“锐实力”这个新名词，近来这个词在西方媒体上很流行。您对“锐实力”持什么看法？这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吗？
阎学通：大国崛起的过程也是世界政治权力再分配的过程，权力逐渐缩小的国家对崛起国的恐惧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威胁论”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个事件是以购买力平价为标准，我国的GDP被扩大四倍，引起一些国家对中国强大的恐惧。“中国威胁论”已经存在20多年，这应该不是新现象。“锐实力”的说法，不过是对我国政治影响力上升的恐惧。我以为，“中国威胁论”将会伴随我国崛起的全过程，只有到了中国实力大规模超越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时，才有消失的可能性。
西方媒体认为我国的软实力“锐利”，我思考的是这种锐利是软中有锐还是内软外锐。如果是软中有锐，则说明这种软实力非常有效，即让受力者感觉不到刺痛就接受了影响;而如果是内软外锐，则说明这种软实力效力很低，即让受力者感到刺痛而拒绝被影响。
环球时报：以往的“中国威胁论”主要指什么？出现的背景是什么？
阎学通：这次“锐实力”的提法的确与以前所有“中国威胁论”不同，其区别的核心是担心的内容不同。上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担心中国的廉价产品占领他们的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开始担心我国经济实力超越主要发达国家，2012年开始担心我国军事实力快速提升，去年以来担心我国思想观念对世界的影响。
对我国思想观念恐惧的根本原因是中美两国综合国力的缩小，但这个恐惧在2017年凸显出来，有两个直接原因。第一个是自由主义的衰落。由于特朗普的政策是以反建制主义思想为基础，美国政府不愿再继续承担世界领导责任，不继续当西方自由主义的领头羊，因此自由主义主导的西方媒体担心非自由主义的思想成为世界主流价值观。而中国是目前唯一有可能在几年内崛起为超级大国的国家，因此他们担心中国的价值观会加快自由主义失去世界主导地位的速度。第二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这被西方媒体说成是要向世界输出模式。
从担忧“经济”到恐惧“思想”，西方知识分子“痛心疾首”
环球时报：除了担心中国思想和价值观的影响，“中国经济威胁论”也越来越突出——海外投资并购引发安全忧虑的案例很多，甚至中企在大数据、智能手机、电子支付方面的优势和创新也被渲染，并出现“中国独善其身”的论调。这种“中国威胁论”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阎学通：如果说有“经济威胁论”，这种观点属于最早的“中国威胁论”，也就是说，从有“中国威胁论”开始，就讲中国从经济上威胁他国。区别在于，不同时期所谈的中国经济威胁内容不同，早期是低附加值商品，现在是高技术产品和金融。今后，如果中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到世界领先地位，就可能出现“数字经济威胁论”。
环球时报：“破坏规则”一直是西方对中国的指责论调，其实中国正越来越成为国际秩序的重要维护者。但即便美国再任性，西方还是更担心中国，为什么？
阎学通：在特朗普执政之前，西方舆论在国际规则问题上的确是主要指责中国。特朗普上台后，有了变化，如果说它们对美国的指责还没有超过对中国的指责，至少是差不多的，特别是在自由贸易原则问题上，批评美国的舆论要超过对中国的批评。
在改变国际秩序的问题上，西方舆论认为中美两国都是修正主义国家，即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改变者。国际秩序有三个层次，和平秩序、权力秩序、规范秩序。西方舆论认为，在和平秩序上，中美两国都没有发动战争的意愿，同时两国都不愿为维护和平秩序承担超越自己能力的责任。例如，中美都不愿出兵去解决中东国家的内战问题。在权力秩序上，中国是要改变发达国家权力大于发展中国家的现状，美国是只想维护自己的权力而不愿为维护其盟友的权力负责任。规范秩序的情况比较复杂，经济规范上中国是秩序维护者，美国是修改者;在安全规范上，中美都是维护者;在政治规范上，美国是维护者，中国是改变者。
我们应该看到，“锐实力”说法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的政治影响力在扩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美国一些知识分子痛心疾首的心态，他们对特朗普政府是不满意的。当然他们的结论“中国锐实力最终不会成功”是他们对未来的期盼，这需要时间来证明。
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引发“中国渗透论”，连推广中国语言文化的孔子学院也频遭指责。
中国知道，“任何国家输出意识形态都会引起他国恐惧”
环球时报：与前些年相比，对“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的谈论少了，但西方对“中国方案”或所谓“中国模式”输出的担忧与日俱增，您觉得中国在输出吗？
阎学通：我们在世界政党对话会上提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这表明，我国政府清醒地知道，任何国家输出意识形态都会引起他国恐惧，都必然加剧国际冲突。
有人担心中美战略竞争引发冷战，担心的主要原因不是物质利益竞争，而是意识形态竞争。也就是说，如果美苏不进行意识形态的竞争，二战后有可能形成的就不是冷战。一般来讲，意识形态竞争的零和性远大于物质利益的竞争。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崛起国，我们有责任避免意识形态激化国际竞争。
我认为孔子的“来而不拒，不往教之”原则，有助于在扩大我国政治影响的同时避免意识形态冲突激化。孔子坚持学生要到老师处学习而老师不能去学生处讲授的原则，我认为这个原则有两个重要作用，一是保证学生是自愿来学习的，从而可保持学习的积极性;二是保持了老师的尊严，避免追求私利之嫌。如果将这个原则用于指导我国扩大国际影响的政策，我们应以是否肯自费来华作为判断是否值得向其介绍我国模式的标准。对非自愿者，不值得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还可避免输出模式之嫌。
也就是说，思想领域的影响力不取决于推广力度大小，其产生的影响是成功带来的，尤其是国内建设的成功。这种成功恰恰证明一国的思想、道路是对的。对外部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让他国来效仿，主要看一国是否成功。如果一国获得了成功，而且他国觉得可以借鉴，就自动会产生吸引力。一旦外国组织人来学习一国的经验，这就是该国的软实力。软实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不取决于他国承认与否。
不仅美国，“许多国家与中国比都自信心下降”
环球时报：对中国的影响力，包括一些重要合作倡议，国际上有不同反应，不少国家欢迎，也有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感到不适。有人说，西方越来越不自信了，是这样吗？
阎学通：对我国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有的国家支持，有的国家反对，这是非常符合规律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人反对，而在于反对者多还是支持者多，是代表了多数国家的利益还是少数国家的利益。对于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反对，我们都需要做具体分析。
自信源自成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能较快摆脱危机的国家自信就上升，不能摆脱危机的国家自信就下降。发达国家的情况并不一样，例如，德国的自信心是上升趋势，英国和法国的自信心是下降趋势。不仅发达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发展中国家也不一样。例如，印度的自信心上升，巴西的自信心下降。和中国相比，美国的自信心的确在下降，但这不是美国一家的问题，许多国家与中国比都自信心下降。
环球时报：从旧“中国威胁论”到新“中国威胁论”，背后的动力是什么？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根本改变吗？
阎学通：从国际关系原理的角度讲，崛起过程伴随威胁论是符合规律的，其原理是实力小于其权力的国家要尽力维护自己的影响力。“世界根本变化”是一个很重的判断。从人类5000年的文明历史讲，现在的世界变化还谈不上重大，人类经历了很多重大战争，国家从城邦到民族国家的多次转型，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改变，以这些历史变化为标准，当前的世界变化还达不到重大等级。如果从近100年的世界史看，目前的变化显然超不过二战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能否超过冷战结束的影响也还需要观察。在我有限的人生里，还没有什么变化超过苏联解体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总体而言，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中国是有利的。我们当前需要做的是，利用有利的变化，但要防止被美国退出国际领导地位的“黑洞”吸入。这个黑洞里是桃花源还是沼泽地目前还看不清楚。在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恐怕还是敬而远之为上。具体而言，对外战略宜侧重塑造周边，即家门口，这是我们了解和认识相对充分的地区，也是我们能力所及的地区。
随着中国在海外经济利益和百姓在海外财产利益的快速拓展，我国安全保护能力显得提速太慢，跟不上海外安全利益需求增加的速度。故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实力建设，特别是国防实力建设。保持实力增长和利益拓展速度相一致对于崛起成功很重要，拓展政治影响力也要与实力相一致。中国古话讲，欲速则不达，这还是很有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