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香港6月14日电 题:“回归后生活照旧,我中意香港”——新界原居民的爱国爱乡情怀
新华社记者 李豫川
在洲头村的田埂上,“80后”的新界原居民文兆麟正和一位熟识的老人拉家常,两人聊得极为欢畅。
洲头村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新田,紧挨深圳,现有村民1000多人,其中常住村民约300多人,其他人或在九龙、港岛居住,或定居国外。
身为工程师的文兆麟工作很忙,但他会定期回村里看看。他喜欢在田埂上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港岛生活环境太拥挤,从城里回来,一下子舒服多了。”
村口前,一个巨大的庆祝香港回归二十周年的花牌正在搭建中。文兆麟告诉记者,自1997年回归后,每年七一,新界的许多村子都会自发做花牌以示庆祝。
洲头村不大,绿树环绕,翠色欲滴,田间作物生机勃勃,耳畔有鸟鸣,抬眼有蝶舞。这里是香港,但又非常不像香港。
文兆麟说,洲头村全村只有一户人家是贸农,专门种菜拿出去卖。其余都是村里的老人家为打发时间,种了菜给自己吃,或分享给亲朋好友吃。“我爸爸那代人起,村里已经很少有人务农了。”文兆麟还记得,20多年前他还曾在田里见过两头耕牛。
洲头村的村屋一家挨一家,有新有旧,有三层楼也有两层楼。最旧的屋子是平房,屋前长满了一人高的草,屋主移民国外多年,房子一直空着。就在老房子不远处,一排刚建好的村屋格外打眼,很现代很漂亮。
“上世纪80年代,村里的新房子只有现在的五分之一。我们家是最早修三层楼的,以前都是一层或两层,三层楼房是这十多年才多起来的。”文兆麟说。
他说,回归后,特区政府一直在努力改善新界原居民的生活环境——村里的公厕是特区政府改造的,有车子定期进来拉走粪便;增添了消防设施,保障了村子的安全;拓宽道路、修建路灯等等。
新界原居民是指于1899年英国租借新界前就已在新界各村定居的人及其后人。
临近中午,文兆麟邀记者去他家坐坐,他的父亲文庆龙已在家等候多时。见我们进来,他热情地拿出饮料招待。温和敦厚的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洲头村村长已数年,他也尽心尽力为村子做事。村长在香港并非行政职位,几乎没有薪水。文庆龙刚向特区政府申请了扩宽洲头村的车道,动工在即,他的下一个目标是要改善村里的网线光纤,让村民更快地上网。
文庆龙话不多,但当聊起洲头村,聊起父亲文桂权先生时,他的眼神里充满了温暖。
上世纪50年代,香港的生存压力陡增,新界原居民传统的种田养鱼已很难养家糊口,很多人选择远赴荷兰、英国、德国等地打工,赚钱养家。文庆龙一岁时,父亲就去了荷兰,从洗地洗碗开始到后来开餐馆,“我的叔叔们也去了英国和比利时。”
父子分隔多年,1965年,文桂权回到香港,用在国外攒下的钱在更临近深圳的上水开了一家茶餐厅。小小的餐厅养活了全家人。
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文庆龙记得,母亲种田并养了头牛。幼时住的村屋没电没水,父母住一楼,孩子们挤二楼,晚上要点煤油灯,挑水的日子直到他上中学才结束。
文家的茶餐厅开在一栋三层唐楼的底层,楼上是做衣服和鞋的工厂。餐厅生意不错,文庆龙不上学时都会去帮手,“上水以前都是工厂,那时工厂生意好,工人一天三顿都来我们餐厅吃。”
文庆龙1985年中学毕业后正式接手餐厅。时代变了,消费者变了,餐厅菜品也变了。餐厅开始大卖牛排,而随着上水的工厂纷纷搬迁到内地,学生和街坊成了消费主力。
2003年内地扩大赴港“个人游”后,作为从深圳进入香港后的第一站,上水变得非常热闹。房租增加,商铺越来越多。文庆龙说,以前上水只有两三家餐厅,现在多了十倍。
做餐厅辛苦,从早到晚,全年无休。文庆龙遗憾自己读书少,所以希望孩子多读书。他尽全力供两个孩子念书。如今,孩子们都学有所成,一个当了工程师,一个即将攻读博士学位。提及孩子,文庆龙的脸上一直带着灿烂的笑容。
文兆麟说,父亲那辈香港人要读大学很难,全香港只有两所大学,4%的中学生才能入读,而现在,约40%的人可以读大学。
由于近期筹备庆祝回归二十周年活动,文庆龙让儿子陪他去趟村公所。洲头村里有块公共用地,村公所、祠堂、礼堂等都集中这里。村公所是村民们开会的地方,祠堂是全村人在春节、重阳等节日拜神的地方,礼堂则用于摆盆菜宴。
盆菜是将荤素逐一烹制好的各道菜肴,一层层码放在盆里。村里每逢大事如有人结婚、孩子满月、老人祝寿皆可摆盆菜。村礼堂可摆20桌,若想更热闹,可以摆在露天。
“七一晚上,我们文姓八九个村子会搞盆菜宴,摆几百桌,每桌12人。” 文庆龙说。
弹指一挥间,20年过去了,文庆龙深深地记得,1997年7月1日,那天雨很大,上水地区所有的重要人物都站在文锦渡口岸,欢迎解放军驻港部队进入香港。“我就相信,回归后生活照旧,我中意香港。”
这20年里,洲头村里越来越多的人从海外回到香港定居。文兆麟的叔叔、伯伯也回来了,他们喜欢住在村里并热心村务。文兆麟的不少伙伴在国外留学后选择回香港就业发展。
“我家里的教育是,香港始终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是中国人。”文兆麟为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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