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英才]中国最年轻院士邵峰：攻破细菌的防线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有一种人：他们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是文明进步的领跑者，是开拓创新的实践者；他们以知识的力量承载着国家前行的希望。他们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广开进贤之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讲述当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情怀与担当。

　　邵峰：没有什么压力，我只是觉得多了一些责任，就是在一些学术体制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

　　记者：在科研上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您觉得是靠运气多一点，还是靠努力多一点？

　　邵峰：如果你足够努力，运气总会来的；如果你不努力，不可能。

　　记者：您觉得在做科研的过程当中，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儿？

　　邵峰：科学探索的过程。我对一件事情原来是不明白的，全世界人都不明白，我们现在明白了，这是一种享受。

　　夜幕降临，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健身房里，邵峰挥舞着乒乓球拍，时而一个削球，时而一记扣杀，在防守和进攻之间自由切换。

　　而在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里，邵峰面对的则是另一场关于进攻与防守的较量，“我们主要是研究人体免疫系统跟病原之间的斗争。实验室主要做细菌感染，比如像肺结核菌、霍乱、伤寒，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跟他们斗争。”

　　眼前的邵峰，宽松T恤，运动鞋，脸上写满锐气，这与“最年轻”的院士这一标签显得极为相称。他试图将自己的研究领域解释得更为通俗易懂，并坦言，外界更关心成果会在哪里“应用”，而这个问题对于“最前沿”的科研探索来说似乎无解，“我想强调一个观点，新的科学发现、新的科学探索有时候你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它最终会对我们健康、对人类生活有多大影响，很多东西其实无法现在进行准确预测。”

　　要做“最前沿”意味着“原创性”的探索——不知道哪条路能通向罗马，也许罗马根本就无法抵达或者不存在，一切都像是一场“冒险”。当年他没有留在美国而是回到国内做科研，又何尝不是一个“冒险”的选择，“现在可能这不是一个问题，但在当时确实是一个问题。到底能不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面从头开始做出世界最前沿的科研成果，当时大家心里都没有底。”

　　和那些在海外功成名就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邵峰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32岁。2005年的夏天，已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的邵峰带着家人与整整两大箱行李，飞回北京，“7月16日，我记得很清楚，下午三四点钟到北京机场。我当时没有去租的公寓，直接到实验室。我就在这个墙上挂了一个白板，开始跟他们讲我们要做的课题，当时实验室只有三个人，一个技术员、两个学生。”

　　当年那个起步的实验室现在依旧是邵峰团队坚守了多年的大本营。各种瓶瓶罐罐、实验仪器密布视线的所到之处，无不暗示着这里的科研实力；邵峰的办公室只有4平米大小，从不关门，欢迎学生进来随时讨论问题，“我05年回来，07年2月份就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的研究内容，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这儿开始的，没有从国外拿任何东西过来。”

　　科研成果就是这样“宅”出来的。邵峰说，05年回的国，10年才第一次回母校北大。足不出户的埋头苦干，终于有了回报。除了43岁当选院士这样的荣耀时刻，邵峰还带领团队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期刊上频频亮相，从07年发表第一篇开始，此后差不多每年一篇，几乎在病原菌入侵和人体防御机制的研究方面，领跑全球，“这三本杂志如果拿体育赛事比喻就是奥运会。这些杂志上面的文章往往是解决一个领域里面的主要科学问题或者这个科学发现能够把这个领域的研究大大往前推进。”

　　邵峰的笑容中，掩饰不住自豪和些许骄傲。他手中拿着的笔记本，封面印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的字样，这个被简称为“北生所”的地方，是他成长的“培养皿”。在这里科学是唯一的指向。实验室搞什么课题、钱怎么个花法，科研人员说了算；行政服务人员的绩效甚至由科研人员打分，“我们的理念是把科学当做唯一的、最重要的事儿，一切要服务于它。”

　　邵峰曾借韩春雨基因研究遭质疑的热点，第一时间在网上发文，提出这样的团队模式更利于原创性科研成果的发现，试图为推动科研体制改革建言献策，“很多人误解我当初是要挺韩春雨，我只是把他作为一个话题、一个引子而已。我心里是希望他的成果是可重复的，因为中国科学如果要发展，真正成为世界科学强国，你应该让普通的科学家也有机会绽放，这个国家的科技实力才会算是真正强大。”

　　作为七零后的“海归”科学家，他是为中国“原创性”科研添砖加瓦的拓荒者；作为最年轻的院士，他是为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献计献策的建言者。爱国的坐标，也无外乎于此，“如果这个人总在舞台上其实他已经结束了，至少对我们做科研的人来说就是这样。别人在台上享受鲜花和掌声时就是你的机会。因为你被冷落在一个不受人关注的角落，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潜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