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最美回迁房：曾遭村民反对 要求建成欧式别墅

　　事实上，农村建筑设计完成后，一个村庄该怎样长久地、良性地运转、发展下去， 　　这不只是东梓关，也是所有正在建设中的美丽乡村需要面对的问题。

　　2月17日，空中俯瞰白墙黑瓦的东梓关村新建回迁房。图｜新华

　　“最美农村回迁房”能挽救失落的乡村吗？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符遥

　　2017年2月初的一天，一组被称为“最美农村回迁房”的图片突然在微博上疯转：一排背靠青山，面朝田野，错落有致的三层小楼连绵成片；薄雾中，白墙黛瓦，宛若吴冠中笔下的水墨江南——这是新建的农居点。

　　一张张精美的图片引来了网友们一片惊呼：“美哭了！这是别墅吗？”“既传统又时尚，好想住在这样的农村里！”

　　在2017年春节之前，位于杭州市富阳区场口镇的东梓关村从未引起过外界太多关注。在这个号称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村子里，最有名的可能还要属作家郁达夫。1932年，他曾短暂居住于此，并写下了一篇题为《东梓关》的短篇小说。

　　这是杭州地区首个“新杭派民居”示范项目。作为“浙江省重点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工程的一部分，自2014年起，当地政府开始与知名设计公司合作，以政府代建的形式，对涉及老房回购、拆迁的村民进行回迁安置。图片中那12组、46幢民居，就是在2016年8月完工的一期工程。

　　古老的东梓关村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盛名背后，是政府、社会和村民三方的协作与博弈的结果。而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化、建筑界精英投身乡村建设的热潮，怎样留住这些日渐消失的村庄，怎样为那些有关自然、传统和文化的记忆找到通往未来更多的可能性，成为了各方正在共同探索的课题。

　　未住先红

　　东梓关位于杭州西南方向的富春江畔，距离市区约70公里，开车只需一个小时，但目前尚无与市内互通的公共交通。如果不是自驾车，就要先从市区坐一小时大巴到富阳，再从另一个汽车站，坐一个多小时中巴才能到村里。

　　2月底的东梓关已经有了几分初春的气息，宁静却并不冷清。因为出了名，村里每天都有好几车参观者，其中有慕名而来的游客，也有不少从外地专程赶来考察的干部。

　　在村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刻着“美丽中国，设计先行”8个醒目的大字，落款是“郁达夫”——这几个字是从他的数篇手稿中选字拼接出来的。

　　东梓关正是在这个理念的指引下，如今焕然一新，2016年11月它刚刚入选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走进村里，石阶、小巷一尘不染，妇女在长达百米的水塘里洗菜，塘水清楚倒映出古宅和树影，老人坐在徽派的高墙大院里晒太阳，一派自在怡人的江南景象。

　　从2014年5月起，杭州市规划局富阳分局陆续对长塘周边39幢清末民初的古建筑进行了集中的整治改造，铺起了青石板路，建起了村史馆。他们还重新修缮了江边的小庙和码头，试图把旧时的景观一点一点地恢复起来。

　　但和那些相比，“最美农村回迁房”才是眼下村里最重要的景观。整片民居分为4种房型，建筑面积在290——340平方米不等，各家抽签选房，按1376元/平米的价格购买。

　　尽管还没几家人入住，但它引发的关注度丝毫不减。有记者曾举着自拍杆、架好无人机到村里做了一次直播，沿村走了一圈，人数最多时，有超过18.5万网友在线观看。

　　这样的关注度让项目的总设计师、gad建筑设计(杭州)公司创作总监孟凡浩都十分惊讶。去年刚竣工时，他就在行业内的期刊上发表过这组作品，还被评为了2016年度浙江省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但这些并没有带来太大的影响。直到半年后，这个在他看来“没什么特别”的项目突然“点燃”了互联网。

　　孟凡浩还记得2014年第一次到东梓关时的场景，“就觉得这个村子怎么这么落寞啊！”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走在村子里，没有人，连狗都不多。”

　　这正是东梓关的现实：全村不足2000人，平时住在村里的只有300多人。

　　其实，在漫长的岁月里，东梓关也一度繁华过。这里曾是重要的水上交通要塞，当地的骨伤名医张绍富在此行医，各色人等熙熙攘攘。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公路交通的发展，中医骨伤科医院迁址，东梓关也慢慢安静了下来。除了一亩三分地，村里没有什么产业和收入，大批年轻人开始往外走，老屋、老树、老人都留了下来。

　　2009年，曾有网友在富阳本地的论坛上发帖，呼吁“救救郁达夫的东梓关！”彼时，东梓关已冷清多年，那些清末民初的建筑大多无人管理、年久失修，曾经的雕梁画栋有些已经腐朽，有些则已被改建，到处是断壁残垣，破败不堪。

　　而这，正是中国无数个凋敝村庄的缩影。

　　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的村庄数量从370万个锐减至260万个；这意味着，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平均每天都有300座村庄在消失。

　　关于杭派“示范村”的命题作文

　　提起东梓关曾经的衰败，杭州市规划局富阳分局副局长盛国宏并不讳言：“那时候我去看，几乎是一片废墟。”

　　和其他有些历史积淀的村庄一样，东梓关的规划建设也面临着权衡现代与传统的难题：“老房子要保护，但住在里面的老百姓想过现代生活，不喜欢那些，两者兼顾是很难的事情。”盛国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也曾邀请其他设计公司进行过建筑规划，但当时的方案是“为了保护而保护，老百姓的满意度不太高。”

　　2013年，东梓关的历史文化古村落保护工程再被提上日程，为配合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政府决定对部分村民的老宅进行回购，统一规划、修缮。与此同时，随着“三江两岸”综合整治工程的推进，一些村民的房屋面临征地拆迁，对相关数十户村民进行回迁安置成为了最现实的需求。

　　也是在这时，国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杭州市政府表示用2年时间，创建一批市级杭派民居示范村的目标：“以点带面，再经过3——5年努力，培育一批依托当地自然风貌和山水资源，具有杭州特色的农村新型业态，形成老百姓安居乐业的民居典范。”

　　市政府与gad建筑设计公司(即绿城建筑设计院)合作，计划在村南的一片农田里打造出一个新农居示范区。在“三江两岸”工程和村核心区整治工程中被拆迁或是被征用土地的居民、村里的无房户和住宿条件困难户均有资格申购。政府还将拨款1000万元，用于道路、绿化、煤气管道等相关公共项目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在场口镇东梓关村的驻村指导员洪斌看来，征地拆迁是整个项目中最困难的环节。为此，他和几位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地做工作，讲村子的规划发展，解释征地补偿的标准，每天不到晚上11点都回不了家。“杭派民居”示范项目确定后，他们还需要继续说服老百姓，收起过去各家自己建房的想法，交由政府统一规划，统一施工。

　　从过去的业绩来看，gad以设计高端物业见长，东梓关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第一个为农民设计的项目。然而，接过项目任务书，孟凡浩发现，摆在自己和团队面前的其实是一道“命题作文”：所有民居必须统一盖成3层；每户落地面积不能超过120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不能超过1500元；此外，还要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具备可推广性。

　　在这4点硬性要求中，最难的莫过于控制造价。“就这一点，我们在设计城市建筑当中的很多策略都不能用了。”孟凡浩说，他们选择了最经济的砖混结构形式，用白涂料、灰面砖以及仿木纹金属这类简单的、商品化成熟的材料，取代了农村常用的木头、夯土、石头等传统材料。此外，他们也不得不舍弃了一些装饰性的设计元素。

　　在建筑风格上，受到吴冠中画作的启发，设计团队抛开了一味仿古的形式和种种古典中式建筑的符号，选用现代、简洁的造型和微曲的屋顶线条展现江南传统民居的神韵。遵循“从单元生成组团，再由组团发展为村落”的逻辑，他们通过对4种基本房型进行组合，构建出一个保留了传统民居风格的当代乡村聚落——日后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变换房型组合，实现项目的复制和推广。

　　孟凡浩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始至终，他们的设计创意没有遭遇政府方面的任何干预，方案一次通过。但到了村里，就是另一回事了。

　　起初，村民们对政府提出的“新杭派民居”的概念并不买账，他们一致希望新房能建成欧式风格的别墅——在稍微富裕一点的中国农村，这几乎是最常见的建筑。甚至就在同村一墙之隔的地方，大多数东梓关的村民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2000年以后，在外打工挣到钱的村民们陆续回来盖新房，这种铺满瓷砖、装有罗马柱的洋楼，被认为是“富裕”“气派”的标志。

　　为了达成共识，村里前前后后开了20多次业主大会。gad公司也到村里组织座谈，希望了解村民们的需求。“堂屋是否必须？”“厨房中是否还需要传统土灶？”设计团队将十几个这样的问题印成调查问卷，一一征求村民的意见。

　　在规划者们看来，设计不仅足够美观，也充分考虑到了当地风俗和农民的现代生活需要：堂屋坐北朝南，院落由南边进入；前院有电瓶车位，也可以晾晒衣服和谷物；侧院放置柴火、杂物；南院用作休闲绿化。每家都有4个以上的卧室，还有客厅、堆放农具的杂物室等等。

　　尽管反复沟通，村民还是无法完全接受全部的设计。施工平面图出来后，大家的质疑五花八门：楼梯太窄，停车位不够、窗户不能打开……习惯了自己建房、自己做主的村民们抱怨自己毫无话语权，村干部们只能接着做工作，一家一家地“讲道理”。“刚开始不接受的多，但后来慢慢也都能接受了。”洪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期工程46幢房，到最后报名申购的达到80多户。

　　有一些分歧持续存在，比如每个小院3米高的围墙。村民们认为，这样的围墙太过封闭，“欧式别墅就没有”。孟凡浩也有自己的“策略”：他找出著名徽商胡雪岩故居的图片，向村民们解释中式建筑“高宅大院”的传统。最终，大部分业主接受了这个“回归东方传统”的方案——只有两户人家始终不肯让步，他们索性直接跑到自家的工地上，现场指挥工人把围墙高度降低了1米。

　　孟凡浩觉得，只要不是涉及对主体风格、结构的颠覆性改动，他都可以有所妥协。但事实上，这不是他唯一的麻烦。作为政府代建的工程，项目的施工方是在政府公开招标以最低价中标的单位，这支专业水平有限的队伍常常让他感到难以沟通。“他们甚至不按你的图纸做，这在城市里怎么可能？但后来想想，可能也是我对他们要求太高了。”

　　按照城市地产开发商的速度，类似这样的项目大概3个月就可以完工，而在东梓关，工期整整拖了1年多。项目竣工时，孟凡浩发了一条微博：“从设计到竣工，历时两年，曲折艰辛，失控中的坚持……”

　　尽管在施工工艺、质量上留下了不少遗憾，但包括孟凡浩在内的许多参与者都认为，这已经是在现有条件下，各方所能做到的最好的了。

　　整片民居一期工程总共46户，目前正式入住的只有两家，剩下的大多还在装修。村民们已经对连日来源源不断的参观者习以为常，一边盯着手上的活计，一边不忘招呼来客“进来随便看”。虽然间或也抱怨几句，但大体都还是满意的，那满意里带着显而易见的自豪：“当然好啊！都全国有名了！自己盖不了这么漂亮！”

　　“与其没有了，不如改改以继续存在”

　　除了漂亮的建筑，东梓关是否能成为政府理想中的文化古村落“示范村”，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在东梓关之前，杭州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也曾因设计风格独具特色而闻名全国——自2012年起，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王澍用3年多的时间，在富阳洞桥镇的文村，建起了14幢、24户农居房。他以灰、黄、白三色为基调，使用杭灰石、黄黏土和楠竹等当地传统的建筑材料，以夯土墙、抹泥墙、杭灰石墙、斩假石的外立面设计，打造出了一个以“浙派民居”为特色的“文村新村”。

　　作为一个对乡村和传统怀有极大热忱的建筑大师，王澍将对文村的改造视为抢救中国乡村文化的某种试验——他希望在不改变古村落面貌的同时，实现乡村的“隐形城市化”：有生态的环境，有传统的历史，也有现代化的生活。

　　但事实上，几年过去，人们对这场试验的结果至今存在争议：在许多人眼中，王澍一手设计的那些造型独特、个人风格突出的民居似乎太过“实验性”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切合农民生活的需要，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他的乡建设想，仍有待观察。

　　近年来，类似这样的争议并不鲜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在“美丽中国”的号召下，乡村建设日渐成为建筑设计师们热衷的方向，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建筑师和文化界人士乐于投身这一浪潮中，并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在福建漳州的下石村，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李晓东在两座土楼之间建起了一间“桥上书屋”，这本是为当地的希望小学而建，如今没有学生后，因其富有创意的设计而成为了知名的旅游景点；在杭州临安，建筑师陈浩如用当地的毛竹和茅草等材料建造了一个极具设计感的现代猪圈，作为生态农场“太阳公社”的一部分，他希望能建立起一个生态农业圈，通过发展农业和当地特色的手工业，让村民们在家乡也能过上富足的生活……

　　无论是侧重乡村建筑的设计、旅游开发，还是着力于农业生态和社区的营造发展，这些来自城市的精英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激活当地的经济发展，提升乡村对年轻人和城里人的吸引力，从而实现乡村的复兴。

　　然而，美好的愿景背后，这些尝试究竟能为乡村带来什么？

　　东梓关在网上爆红后，不少设计师赞赏，认为这样的设计风格传承了中式建筑传统，保留原乡肌理的同时又有创新和突破，具有时代特征；但立刻也有设计师提出来，这些建筑似乎过于追求水墨画般的意境而显得不够接地气，而且在平均年降水量超过1200mm的江南，如此坡度和宽度的屋檐可能不利于排水，雨水时节有渗水发霉的风险。

　　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创始人孙君认为：“建筑的第一要素是实用性，二是安全性，三是地域的文化传承。”这也是他一贯的理念。自1999年起，孙君前后设计并实施过20多个乡建项目，其中最有名的是河南信阳的郝堂村。2011年，郝堂村改造的第一间民居是他一笔一笔在纸上画出来的。

　　但在他看来，郝堂的建设从来不只是建房子，“所有建设都围绕农民的生活和生产”。那几年里，他们与“村两委”合作，在村里建资源分类中心，建郝堂小学；修复农业体系、改良土壤；三农问题专家李昌平则指导村民们成立了以“内置金融”为核心的“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

　　2013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了第一批的12个美丽宜居示范村，郝堂村位列其中。

　　“我们今天的乡村建设还处在一个特别初级的阶段。太多人都还只是在‘形’上下功夫。”孙君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眼下大多数乡建者对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不够了解，还是在按照城市的思路规划乡村，他认为这实际是对乡村的一种破坏。

　　孙君的主张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所以在郝堂时，他们不拆房、不砍树，村庄原有的道路、农田、沟渠一律保持不变，包括民居在内，只在原基础上做修复式的改建。他反对一些政府官员一味“市场先行”的理念——他自己做项目时，一律不做招商引资，也不主动发展旅游，而是先着力激发乡村内部的活力，“要保证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以农民常规农业为产业和岗位的、一种符合农村发展常态下的模式。”

　　而在住建部传统村落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罗德胤看来，孙君试图在农村建立起一套农业生态系统的做法，确实在一些地方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但大规模推广复制并不容易。他认为人们对于乡村的建设、古村落的保护，还是要遵循现代经济学的规律，而在社会现阶段，发展旅游业、商业可能是最快捷的出路。

　　罗德胤曾从事传统村落的理论研究多年，转入实践领域后他发现，在古村落保护的问题上，国家层面、精英阶层的意识与村民的观念之间存在很大的鸿沟。他觉得，一些精英去做乡村改造、去发展商业和旅游，未必能提出最好的方案，“但总比(文化遗产)被推倒没有了要强。与其没有了，还不如让他们改改，还能继续存在，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罗德胤相信设计和创意会给乡村带来改变——经过建筑师的精心设计，一个好的建筑也会带给乡村更多的可能性。这也是他在河南信阳的西河村进行规划建设时的经验。在那里，中央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副教授何崴将一个公共的粮仓改建成了一个粮油博物馆。因为独特的设计构思，这座博物馆屡获国内外的设计大奖，也成为了西河村的一大亮点。如今，每逢假期，来自周边几个城市的游客都会蜂拥而至。

　　“我们做旅游，经济作用是一方面，暂时有现金流缓冲一下，让这些老房子不至于马上‘推倒而后快’。但真正的目的还是教育，要让老百姓的意识慢慢转化到对遗产价值本身的认识上。”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一切刚刚开始

　　“现在也有另外一种声音，说你们这就是一个空壳，没有产业。但事实上，在现有体制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设计就能解决的问题。”在总设计师孟凡浩看来，未来，产业能否得到发展和引进，乡村能否真正实现传承与复兴，都将是需要各方一起努力的系统性工程。

　　但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并不特别突出的江南村落，东梓关正在品尝设计带来的甜头。村支书许时新多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发展乡村旅游是他们接下来的计划之一。

　　眼下，村里“新杭派民居”的二期工程也即将启动。除了对一期工程周边的房屋进行一定程度的立面整治，村里还将新建一个村民活动中心，并回迁一栋古民宅，改造作为乡村书院。

　　而政府也有了更大的计划。“我们要选出最一流的设计院，采取一个团队设计一座村庄的模式，相互pk，充分发挥各自的实力。”杭州市规划局富阳分局副局长盛国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将会有更多设计团队参与到富阳的乡村设计中来，进一步推动乡村建设和旅游业的发展。而东梓关也将成为这些设计人才的阵地。

　　早在去年，他们已经开始邀请包括gad在内多家国内知名的建筑设计院在东梓关开设工作室，希望能打造一个以“灵动富春江，创意东梓关”为特色的“设计小镇”。按照他们的规划，未来，这里将聚集来自各地的一流设计人才，他们进行作品展示，开展乡村设计实践活动，或是进行业务洽谈和学术交流。

　　2016年6月，首届东梓关论坛在郁达夫曾居住过的许家大院正式开幕，来自全国知名设计院和高校的50余位专家参加了这次题为“设计，让乡村更美好”的会议。

　　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样的设想似乎有些理想化了：即便各家设计院每年都来村里开会、采风，最多也只会在这里待上一两个月，剩下的时间里该怎么办呢？他们还需要为东梓关的未来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事实上，基础建筑完成后，一个村庄该怎样长久地、良性地运转、发展下去，这不只是东梓关，也是所有正在建设中的美丽乡村，需要面对的问题。

　　东梓关的村民们倒是都对此充满了信心。如今，村里已经开了3家餐馆。52岁的老板朱华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以前在上海的快递公司打工，因为看到了村里发展带来的商机，决定回村创业，他以每年2.5万元的价格租下了村口最显眼的铺面。“去年因为还没什么人来，生意不行，但最近越来越好了，这个月营业额就有3万元。”

　　住在61号院的方家是率先入住的两家之一，成了村里宣传的典型。为了和整体的建筑风格相匹配，他们请来专业的设计公司将室内装修成了传统的中式风格，又配上了全套红木家具，花了近80万元。春节前，方家在门口挂上了大红灯笼和彩旗，一家12口人从各地赶回来，欢喜地在新房过了年。

　　“现在来看，这个项目的意义早已不是这些房子好不好看了，而是因为有了它们，让这个村子一下在全国都红了，提升了村民的生活质量，让更多人愿意回来，让村子变得有活力了，有了更好的发展契机，这才是对村民们最大的意义。”孟凡浩说，前一段曾有人提出，村里应将这批回迁房统一回收改作民宿，但他坚决反对。这是为村民量身定做的自住房，也是东梓关之所以获得如此大关注的原因。

　　但无论怎样，对于真正生活在东梓关的人们来说，一切才刚刚开始。他们才是东梓关未来的主要演员。★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