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5000年文明史：二里头文化的“国家”意味

　　考古“中国”

　　许宏

　　何谓“中国文明”？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与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寻根问祖”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将探索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诞生史作为主要目的和任务的。从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如何看待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

　　探寻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20世纪初叶，王国维成功释读了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证明《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殷墟时期商王朝的事迹为信史。王国维先生颇为乐观地推论道：“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此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关于夏文化探索和夏商王朝分界问题的讨论成为考古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殷墟之前的商代前期、夏代甚至再往前的“五帝”时代，都属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这是70多年前著名的古史学家徐旭生先生的论断，到现在仍没有被突破。

　　考古学能够观察到的现象是，约当公元前3500～前1800年间，也即仰韶时代后期至龙山时代，被称为东亚“大两河流域”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许多地区，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但显然它们是相互独立和分散的。如中原及周边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西北地区的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辽西和内蒙古东部的红山文化，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江淮地区的薛家岗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异彩纷呈。

　　那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是那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那是一个小国寡民的时代。整个东亚大陆的面积，与现在的欧洲差不多，而当时的这些星罗棋布的古国或部族，也和现在欧洲的样态差不多。

　　显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的提法，是把这些都当成了中华文明史也即“中国”诞生史的一部分。其认知脉络是，这些人类群团在相互交流、碰撞的文化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松散的交互作用圈，这也就奠定了后世中华文明的基础。随着1970年代末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发现的公布，中国在三代王朝文明之前即已出现了城市和国家，它们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重要线索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同。源远流长，单线进化，从未间断，成为中国学术界在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主流看法。

　　但是，如前所述，我们知道在现在的中国境内，上古时期曾有众多相互独立的国家并存。而顾名思义，在“国”前冠以“中”字，“中国”也就有了“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的意蕴。这同时也说明“中国”已并非初始阶段的国家，显然，它一定是一个在当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具有排他性的核心。因而，我们也就不能说最初有多个“中国”，作为发达、复杂的政治实体的“中国”也是不能无限制地上溯的。中华5000年文明的提法，应是着眼于长期的文化传统和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与用国家定义文明的认识不可同日而语。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而在传世文献中，“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其中，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已形成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磁场”。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

　　那么，后世“中国”的雏形，或者说“最早的中国”，究竟是什么时候崛起于世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