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速围观反腐败大数据 中国倡导引领反腐国际合作

　　央视网消息：今天（9日）是联合国确定的第十三个国际反腐败日，今年的主题是“联手反腐败，实现和平、发展和安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公布了我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取得的最新成果。

　　2014年以来已追回外逃人员2442人 

　　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截至今年11月，我国已追回外逃人员2442人，其中外逃国家工作人员397人，追回赃款85.42亿元，“百名红通人员“37人。

　　从今年的数据来看，截至11月，“天网”行动共从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908人，其中外逃国家工作人员122人，追回赃款23.12亿元。今年新增外逃人数进一步下降。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 刘建超：人数下降，说明我们追逃追赃工作的震慑作用确实发挥了出来，使一些企图外逃的人员放弃了幻想，也体现我们在防逃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比如说证照的管理，比如说我们对发现了问题线索人员一些相应的控制也发挥了作用。

　　我国已与8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反腐败合作关系 

　　2003年10月31日，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个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对各国加强反腐行动、促进反腐国际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大会还决定将每年的12月9日确定为国际反腐败日，以提高人们对腐败问题的重视和对公约作用的认识。近几年来，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也在积极推动相关合作。

　　在多边合作方面，目前，中国参与15个全球和区域反腐败合作机制，积极履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先后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工作组主席，推动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协调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和《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在华设立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健全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和二十国集团拒绝腐败分子入境执法合作网络，推动建立金砖国家反腐败合作机制。此外，在中国的倡议下，中国和东盟首个反腐败领域合作项目《中国——东盟反腐败研讨班》也于今年11月我国云南举行。

　　在双边合作方面，截至今年11月，我国已与89个国家和地区建立反腐败合作关系，对外缔结48项引渡条约和59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其中，今年新签署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和引渡条约12项，签署和续签6个双边反腐败合作谅解备忘录。

　　同时,中美、中加、中澳、中新、中英等双边司法执法合作机制建设也取得突破。其中,加拿大与我国签署了首项关于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的协定；中澳正就反腐败国际合作谅解备忘录进行磋商。而中美双方则在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框架内设立反腐败工作组，至今已举办11次会议。

　　今年11月，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网站发布了中国接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一周期履约审议报告执行摘要。执行摘要认为，中国将《公约》作为引渡、司法协助和执法合作的法律依据均是良好的实践做法，有利于高效地进行国际合作。执行摘要同时指出，中国在建立亚太经合组织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使之成为一个有效的平台，有利于反腐执法合作。

　　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主任 黄风：这些成果在国际合作这方面方针的制定，包括法规的制定和适用，它是会有影响的。包括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遣返的成功案例，一方面是我们双边个案合作的直接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我们在多边场合这样一些政治共识这样的合作，也有一些间接的影响。

　　追逃追赃 “百名红通”37人已到案 

　　在反腐败国际合作中，追逃追赃方面的执法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值得一提的是，自去年4月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员的红色通缉令到现在，已有37人陆续归案，其中一些人就是迫于反腐败国际合作的震慑和压力主动回国投案自首。记者梳理了一些关键时间节点，一起来了解一下。

　　2015年4月25日，“百名红通”人员名单公布的第三天，潜逃海外14年又潜逃回国内的戴学民被缉捕归案，成为首个“红通”落网人员。

　　2015年5月9日，有“亿元股长”之称“百名红通人员”二号嫌犯李华波被从新加坡遣返回国。李华波案件是中新双方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践行《北京反腐败宣言》开展追逃追赃合作的成功案例，也是我国检察机关侦查人员在境外刑事法庭出庭作证、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运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潜逃境外腐败分子涉案赃款的第一起案例。

　　2015年9月18日，潜逃美国14年的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杨秀珠的胞弟杨进军被从美国强制遣返回国，这也是美国首次向中国遣返公开曝光的“百名红通人员”。

　　2015年12月5日，“百名红通人员”4号嫌犯黄玉荣从美国回国投案自首。黄玉荣案件是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反腐败工作组确定的中美重点合作案件之一，双方集中人员力量联合开展调查取证等相关工作。

　　2016年2月6日，我国成功将逃至加勒比海岛国圣格的“百名红通”第39号嫌犯付耀波、第41号嫌犯张清曌同时抓获归案。

　　2016年7月，“百名红通人员”朱海平和郭廖武分别从美国和澳大利亚回国投案自首，他们两人的归案，也标志着“百名红通人员”已有三分之一落网。

　　2016年11月12日，潜逃海外15年之久的“百名红通人员”第5号嫌犯闫永明从新西兰回国投案自首。据了解，闫永明是在法律威慑和政策感召下，最终选择认罪的，并退还了巨额赃款，缴纳了巨额罚金，回国投案自首。对闫永明的追逃追赃工作实现了“人赃俱获、罪罚兼备”的目标。

　　2016年11月16日，“百名红通人员”1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至此，百名红通人员已有37人归案。

　　中央追逃办负责人、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 刘建超：我们形成了全球追逃追赃的态势之后，这些人举得自己的压力大了，不管坐的什么车，不管住在什么房子里，他们是惶惶不可终日，觉得我有一天会被追回去，我是被追逃者，所以我想再次告诫他们，追逃者的脚步确实离他们越来越近。

　　中央追逃办8家成员单位密切协作 中纪委负责协调统筹 

百名红通37人的归案，离不开中央追逃办的统筹协调，以及各成员单位的密切协作，那么，中央追逃办的8家成员单位都是哪些单位？各单位又是如何分工，如何配合的呢？

　　为加强对国际追逃追赃工作的组织协调，2014年6月，在中央层面建立了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成立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加大指挥协调力度，中央纪委、最高法、最高检、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人民银行八家成员单位协同作战，具体协调统筹工作由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承担。

　　其中，中央纪委承担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协调机制的日常工作，负责组织纪检监察系统开展追逃追赃工作。

　　最高法负责制定审判工作中有关追逃追赃具体应用法律的司法解释或规范性司法文件，研究提出对遣返、引渡者的量刑意见和承诺。

　　最高检组织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核查、立案、调查取证，利用检务合作渠道开展海外资产追缴、异地起诉工作。

　　外交部则负责将追逃追赃工作纳入重要外交活动或对话机制，代表我国进行有关公约、条约的谈判。

　　公安部的主要职责是，对外逃人员进行调查取证，并运用全球警务合作网络，与重点国家警方开展追逃追赃情报交换和执法合作。

　　司法部负责向有关国家提出司法协助请求。人民银行负责反洗钱监测、预警和调查工作。

　　归案人员自述外逃生活 悔不当初 

　　随着国际反腐败合作力量的不断加大，腐败分子眼中的外逃目的地已不再是“避罪天堂”。幻想着“只要逃出国门，就可以享受无拘无束的生活”，结果会是这样吗？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回国归案人员的真实自述。

　　王国强：极度恐惧无助 有病不能治 

　　2014年12月22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潜逃美国两年半的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从美回国投案自首，并向纪检监察机关递交了自首书。

　　王国强：我今天很真诚地呈上我的自首书，我愿意接受组织审查，也愿意承担一切党纪国法应该我承担的责任。

　　王国强说，在美国，他一直处于极度的恐惧和无助当中，到处躲躲藏藏，有亲人不能联络，甚至有病也不能治。

　　李华波：很痛苦 很惶恐 

　　2015年5月9日，潜逃新加坡4年之久的江西省鄱阳县财政局经济建设股原股长李华波被遣返回国。从一名国家干部，沦落到骗取国家9400多万元的犯罪嫌疑人，从飞机上被押解下来后，李华波这样描述他潜逃新加坡的四年。

　　李华波：我晚上睡觉有时候子惊醒了，就觉得有公安（抓我）回去，有时候觉得在中国的牢房里，就是这样的天天是惶恐，确实是惶恐。从心里来说，害了自己，害了太太，害了子女。

　　张清曌：难以克服寂寞、孤独 

　　2016年2月6日，远逃至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百名红通”第39号嫌犯付耀波和第41号嫌犯张清曌被同时抓获归案。逃亡的日子里，为了逃避追捕，付耀波和张清曌从一国逃往另一国，疲于奔命。

　　张清曌：在那边时候，其实每天都觉得心里挺空落落的，对于别人来说，对于社会来说，都没有价值。

　　张清曌说，他们出逃的那一年，自己的女儿只有十二岁。

　　张清曌：从开始走，我就是从锁上家门的时候，心里就特别难受，基本是走一道哭一道。感觉最难受就是精神上的寂寞和那种孤独感。

　　付耀波：连大米都吃不上 

　　付耀波对记者说，他身体一向不好，有几种疾病缠身，缺医少药，再加上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逃亡的日子就是受罪。

　　付耀波：吃东西跟中国饮食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是说，口比较壮的人在那吃东西也很差，只能自己做，而且物质还特别匮乏，想吃点中国大米几乎都很难。再一个就是医疗，我身体不好，没有本钱就哪也别去，跟家待着挺好。

　　对于付耀波来说，家中的父母、妻子也是逃亡路途中最大的牵挂。

　　付耀波：有几回在我们格林纳达这边的时间是白天的下午一点半到两点钟左右，在国内的时间不正好是下半夜一点半到两点吗，在那个时间段，我就看见我妻子那个围棋游戏号上线了，下半夜了还睡不着觉，其实就是因为我的事，我心里难受的程度没办法说。后来下半夜，就是我下午的时间，我都不敢看她下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