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张闻天在整风日记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这是一个重要亲历者对遵义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如实评价。
遵义会议前,党内军内对“左”倾错误危害的认识日益清楚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中央红军先后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长征初期的一连串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左”倾错误的不满和质疑到了顶点,一些曾经支持“左”倾错误的党和红军高层领导,开始重新认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
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在朱德和周恩来的推动下,会议破例请毛泽东参加。毛泽东在会上力主实行战略转兵,改变红军行动路线,向西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以争取主动。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赞同,但博古、李德等人仍然坚持原定的向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
红军究竟该向哪里走?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改变前进方向,到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创建新苏区。
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控军队,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12月20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张闻天、王稼祥商议支持毛泽东出来指挥。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传开,大家纷纷表示赞成。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贵州猴场召开会议,重申黎平会议决定。随后,红军渡过乌江天险,于1月7日占领遵义。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多数与会同志支持
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被永远载入史册。
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洛甫(即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红5军团政委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失利的教训。
在第一天的会议上,博古首先作主报告,他片面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而没有认识到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周恩来接着作副报告,指出失败和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商量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报告。张闻天的发言逻辑严谨,措辞激烈,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当前应采取的军事方针。
王稼祥随后在发言中也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表示支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的发言,都不同意博古所作的主报告,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遵义会议后,“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1月17日深夜,遵义会议闭幕。会议做出了四项决定:一是选举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三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进行调整;四是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根据会议决定,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调整,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严肃指出博古、李德要对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负主要责任。
随后不久,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3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也被称为“新三人团”),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
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遵义会议集中纠正了“左”倾军事错误和宗派主义组织错误,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党重新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标志着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完全可以独立地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从此,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开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马卫防、杨茹、娄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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