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劣势如何变为后发优势?潜力如何成为现实动力?答案是:补短板!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通过的《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补短板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补短板是我省推进落实“十三五”规划、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其中“科技创新是需要补齐的第一短板”。如何精准聚焦、精准发力补齐科技创新短板?今起本报推出《补短板·浙商策》策划,我们将通过与各领域浙商的对话,共同探寻科技创新补短板的浙江路径。
创新驱动需要怎样的企业家精神?记者对话两位浙商——
创新,为你欢喜为你忧
本报记者 刘乐平 通讯员 蔡卡特
对话人物——
任永坚 “国千人才”、 杭州信核数据科技有限公司总裁
李立军 慈星股份董事、慈星机器人公司董事长
补短板,首先要补好科技创新这个“第一短板”。2014年,我省生产总值就已超过4万亿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经济体量,如果科技创新问题解决不好,发展动力不加快转换,浙江经济要实现更大发展是难以做到的。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它们具有一种先天优势:了解市场需求的灵敏机制,科研成果迅速转化的能力。只有把广大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才能形成科技创新的巨大力量。因此,打造创新型经济,归根结底还是要锻造一支创新型企业家队伍。浙商应如何适应这样一个创新驱动的新成长时代?“有形之手”应怎样助力企业创新?请看本报记者和两位浙商的对话。
创新这事让人又爱又恨
记者:创新这个词,说得太多几乎让人无感。实际上,真正的重大创新是不多的。因为它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做这样一件事,动力在哪里呢?
任永坚:对我而言,创业创新,这是个人的热情兴趣所在,而且我坚信团队能做出和国际巨头竞争的产品和服务。做创新的企业不一定就能赚到更多的钱,但是能实现自己的设想。每每看到自己研发的产品,被客户采用并确实解决了客户的问题,这种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李立军:创新,对于企业是一个又爱又恨的词。很多企业的管理者都喜欢把这个词挂在嘴上,但实际工作中真正能给创新和创新者创造良好环境的并不算多,尤其是在当前比较浮躁的社会风气下。创新是有风险的,创新是需要时间的,创新是需要持续投入的,有这种勇气的人并不多。但是,如果不去创新,企业是走不远的。我们鼓励创新,更要容忍创新的失败。
记者:回首创业路,您有过失败的经历吗,有什么体验可以分享一下?
李立军:创业的道路,一定是布满荆棘的。绝大部分创业者都经历过失败,不止一次的失败。面对失败,唯有面对。失败是你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换来的,所以是财富。我认识的好几位成功企业家,职业生涯中都遭遇过重创,有的甚至是几起几落,却一直笑到了最后。
任永坚:回国创业10年,因为专心做一家公司,做一个行业,做一类产品,所以总体是成功的。但10年创业路下来,挫折感是时时的——当一个项目因为非市场竞争因素失去时,当一个培养多年的骨干被大公司高薪挖走时,当半夜接到客户电话报告系统出现意外时,等等。碰到挫折了,就积极应对解决。自己不去解决,没其他人来帮你的。
企业家不会只考虑赚钱
记者:当下,大凡企业负责人,尤其对民营企业,均冠以企业家称谓。而社会其他岗位如学校、科研单位负责人,鲜有教育家、科学家称谓的。企业家和商人有什么区别?
李立军:企业家最重要的特质应该是具有社会责任感。一个成功的商人,不一定能具备企业家的特质。商人的目标比较简单明了,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得商业利益;企业家除了追求商业利益,同时还应该有一种情怀,一种造福社会,造福人类的情怀。追求创造,追求卓越,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应该也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任永坚:靠利用各种关系资源,靠商品买卖,靠忽悠,没有自己品牌意识的,是商人;坚持自己的理念,坚持创立自主品牌,在市场上敢于直面竞争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才是企业家。说得再简单点,真正的企业家不会只考虑赚钱。
记者:现在国家正在大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哪些因素制约着创业者发展?
任永坚:就我们公司而言,人才匮乏,特别是优秀研发人才的不足和不稳定是最主要的问题。高房价高生活压力让很多的优秀工程师为了更高的工资,放弃了自己喜欢的工作。不少互联网企业拿着大把投资人的钱高薪招兵买马,让许多工程师心为所动。可以说,目前国内的工程师的工作强度已经不如美国工程师,效率更不如,而成本却越来越接近。
李立军:高科技创业,人是最核心的要素。一个公司,所有人当中,掌舵者又是最主要的。正如华为,28年只对准一个城墙口冲锋——没有任正非的专注和坚持,这是很难想象的。科技创新企业需要创新型企业家,需要企业家精神!
扶持政策要量体裁衣
记者:为了推动科技创新,各个地方政府都给予高科技企业十分优惠的政策,希冀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其中资金支持是常见的方式之一。这种方式效果怎么样?
任永坚:创业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当然是对创业者的极大支持。因为政府启动资金的支持,很多有创业梦想但受制于资金的创业者,得以实现初次创业的梦想,有了创业的宝贵经验。但是,如何让政府资助流到真正的创业者手上,还需要好的评估和监管。现实当中,骗取政府资金的大有人在,必须加大惩罚力度。美国对创业者的支持,主要是靠风险投资市场机制。
李立军:政府引导、扶持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方式应该多元化,根据产业和企业特点进行差异化的支持。一个企业的发展需要多方面的资源,资金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营养成分”,在有些企业,人才资源、市场资源、供应链资源也许比资金本身更有价值。
回到问题本身,目前很多地方的支持政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是否公平、是否合理、是否高效的问题,特别是在项目评审环节,完全依赖于政府组织的专家评审团队不可取,一定要引入市场化的手段进行评估,比如专业的外部投资机构。
把创新主导权交给市场
记者:有一类科技研发,要么完全没有商业化机会,要么要等待很久才能看到商业化的可能,这就很难获得市场的关注——这是市场的短板。所以,商业力量可能无法覆盖与创新相关的知识生产全过程,市场机制有时是失效的,它无法在长期战略诉求和短期商业理想之间找到平衡。对此,你们认为政府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李立军:从历史数据看,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涌现得不算少,但存活率很低,发展好的企业比例更低,这说明目前我们国家创新的生态还不是很好。政府最应该做的是提供一个开放的、公平的、市场化的创业环境和生态系统,协助企业融入这个生态系统,政府不一定有能力主导这个生态系统的建设,但相对而言,政府在资源组织、关系协调等方面比单一的企业有大得多的能量。
任永坚:创新不是单打独斗,政府的推动是重要的力量,关键在于怎么推。比如,在一些涉及国家安全重点战略领域,以及关系重大民生的重要公共领域,可能就需要政府来做。谈到具体政策支持,我觉得一定要偏向于中小企业创新。大量的创新型中心企业才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发源地。目前,政府可能更乐意支持大企业,特别是把对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支持和它所交的税收贡献挂钩,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值得检讨的。
记者:一些地方政府为支持新兴产业,投了上百亿元,效果却不明显。典型的如光伏产业,为什么会这样?
李立军:科学的、适度的调控有利于产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但如何确保政府的干预是适度的、科学的,这对相关政府部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他们需要懂经济,其次他们需要懂技术,此外他们还需要掌握度。现实的情况是,不少地方政府并不完全具备这些能力,因此常常导致“好心办坏事”的情况,值得我们深思。
任永坚:总体来说,政府对于什么是高新技术了解不多,再加上有的地方政府存在GDP冲动,好大喜功,所以容易受人忽悠。另一方面,政府要顺应尊重市场机制,尤其切忌一窝蜂发展上马某个产业,这样往往会导致低水平重复、产能过剩,反而不利于整个产业的成长。
[责任编辑:王怡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