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成功的改革不可逆转

　　厉以宁 著名经济学家。祖籍江苏仪征,1930年生于南京,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留校工作至今。历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工商管理学院院长、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等职。1988年至2002年任七、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期间,主持起草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2003年至2013年任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期间,推动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新老“36条”出台。2013年3月起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现任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博士生导师,资深教授。

　　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虽然已是83岁高龄,嗓音也有些沙哑,但他每次亮相、每次发言,都会引起人潮涌动、各界关注。他的观点严谨、独到、鲜明。从“厉股份”到“厉民营”,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从他学术观点中提炼出的名号,总代表着当时讨论的焦点——他就是厉以宁。

　　2013年10月10日,在被寄予厚望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厉以宁受环球人物杂志邀请,参加了“2013中国民营经济论坛”。在全场潮水般的掌声中,他缓步走上讲台,从手腕上摘下手表,放到桌上,然后直奔主题。讲到问题时,他表情严肃,提高声音。正是在这次演讲中,他再度语出惊人,公开批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资委)“失职”,认为“中国的转型,前提是思想解放”。

　　演讲结束后,厉以宁接受了环球人物杂志的专访。一落座,他就请自己的学生帮忙,把忘在讲台上的手表取回来,放到身边的桌子上,并对记者解释道:“做什么事,时间都要控制好。演讲也是,得给后面的人留足时间。”

　　采访中,厉以宁就国资改革、民企转型、城镇化道路等一系列问题与记者展开交流。谈到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期待,他说:“改革是不能停顿的。我对新一届领导充满信任,相信在党的领导下,风气是会改变的。”

　　国资委不要直接管企业

　　9月中旬,厉以宁率团对德国、西班牙进行了为期7天的学术访问。他说,之所以会有此次欧洲之行,是因为国外近来唱衰中国,认为从2010年第一个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连续13个季度放缓。今年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表示,如果中国不能提高内需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到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会下降至4%左右,面临“硬着陆”风险。

　　环球人物杂志:您认为中国会“硬着陆”吗?如何看待西方针对中国的悲观论调?

　　厉以宁:中国经济吸取了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完全可以避免“硬着陆”,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今后,经济指标虽然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实现两位数增长,但应该能保持7%—8%的增长率。

　　环球人物杂志:但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如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仍不占优势,且面临融资难等问题。

　　厉以宁: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民营企业一直迅速发展,但它们依然是脆弱的。在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10年以来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民营经济受到的冲击都是最重的。但上世纪90年代前期,民营企业的确有一段大发展时期。根据这两方面的情况来看,我们不能说上世纪90年代前期是“国退民进”,这不是中央的政策,只是一个时期经济格局的变化会对民营企业产生很大影响。

　　像你说的,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国有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比较容易获得贷款。有的大企业没有太大的投资框架,就把从国家和银行得到的贷款交给专门成立的子公司进行放债。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说是国家政策如此,只是在一些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从整个趋势来看,上世纪90年代前期到现在,民企和国企大体上是平行发展的。国企、民企的最终发展目标是实现双赢、共赢。

　　环球人物杂志:要实现共赢,国有企业应该怎么做?

　　厉以宁:应该对国有资本体制进行改革。这个改革分高、低两个层次。高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主要是提升国有资本的配置效率。国有资本既然担负着国家赋予的使命,就应该想办法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增加国有资本最终的收益和价值,这才是国有资本管理部门的任务。因此我建议,要对国资体制进行改革,国资委不要直接管理企业,而应该组建若干个行业性或综合性的国有资本投资基金公司,哪个行业需要大发展,或者产能不足,就加大资本投入;哪个行业产能过剩,就抽回资本。

　　低层次的国资体制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即变国有企业为真正的企业。既然现在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是股份制公司、上市公司,就应该让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结构起作用,要国资委直接管理干什么?!你(国资委)把企业变成不能自主经营的企业,这是失职!即使国家拥有的股份比较多,(企业)也不是你一家的呀,得跟大家商量,通过召开股东会、董事会来做决定。只有这样,国企和民企才能处在平等的位置上。国企是执政党的经济基础,民企也是,执政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国企、民企也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企业。无论国企、民企,其产品都属于中国制造,品牌也都是中国的品牌。只有当大家都根据法人治理结构来进行管理,公平竞争,民企才能感到安全、踏实,国企也才能感受到自己的独立性,才能自主决策、自主经营。这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环球人物杂志:民营企业是不是也需要改革?

　　厉以宁:对于民营企业来说,不叫“改革”,用“改革”二字容易引起误解,应该叫“体制转型”。民企体制转型的前提,是产权必须得到保护。

　　在产权得到保护、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民企要重视发展方式的转型,也就是要和国企一样,进行自主创新、产业升级。一些人总觉得,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可以用,但这个时代其实已经过去了。我在珠江三角洲考察时,有企业家问我:“我们是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中小企业,做玩具、日用品、服装,产品价格都很便宜,怎么搞自主创新?”我笑了: “我也在福建和浙江考察过,人家(的一些民企)跟你一样,却能自主创新,比如产品工艺的设计改一改,原材料的选择改一改,营销方式改一改,所有这些都是创新的表现。”

　　还要重视营销方式的转型。市场是可以创造的,不仅需求可以创造供给,供给也能创造需求。电动刮胡刀刚问世时,人们不敢买,担心把肉刮下来。一些大公司就派人表演给消费者看,这样才慢慢推广开来。营销方式和自主创新是结合在一起的。企业要不断有新产品出来,才能吸引人,而有了新产品,就要有适合它的营销方式。

　　管理体制上也要转型。家族制、家长制管理体制已经过时,应该采取经理人制度。血缘关系不一定等同于接班的关系,儿子可以有股权,但如果他的才能不足,就不能成为公司将来的总带队。

　　环球人物杂志:对于国企和民企的合作前景,您怎么看?

　　厉以宁:二者间相互竞争是必然的,合作也是必然的。我刚从德国回来,那里有很多小企业是专门为大工厂生产某个零件的,产品质量很高。这些小企业的老板,可能就是由熟练的技工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刚开始时,第一批机器是谁造的?都是英国当时的小老板,他们会建磨坊、会做钟表。而在中国,国有大型企业不和广大的民营小企业合作,什么都要自己生产,实际上效率是很低的。因此,国企、民企的合作有潜力可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