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汽(香港)7月底在港交所发布公告，三位曾经的省部级高官出任中国重汽独立非执行董事，年薪为18万元人民币。在中国的上市公司，退休高官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或是其他职位早已不是新闻。早在2011年，一项针对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调查显示，当时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担任不同职务的前任官员达到了1599人，其中近500人担任独立董事。
官员退休了，是不是就只能“告老还乡”，而不能继续“发挥余热”？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退休的名医依然可以继续悬壶济世，退休的设计师也仍然是香饽饽，那么，退休高官，似乎不能因为人家跨界政商，便遭羡慕嫉妒恨。
不过，当退休高官刚刚脱去了官服，旋即便投身商界发挥余热，这背后固然不乏退休高官的资历与人脉所形成的个人价值使然，但政商身份之间的无缝切换，的确难免引发公众的猜忌与质疑。
尽管政商本该各有边界，各司其职，但政经之间的密切关系，其实不言而喻。任何政策的出台与调整，也无不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于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商业组织试图影响政策，对权力公关，可以说从未休止。而相比对官员的直接商业贿赂，为官员退休之后在商业领域提供可以安享回报丰厚的位置，往往成为更加隐蔽的权力公关手段。由此形成的权力“期权化”，既避免了官员身陷商业贿赂，又可以在退休之后名正言顺的获取巨额的商业回报。当政商勾结则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实现，其所隐含的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也就更加令人担忧。而类似的政商“旋转门”所引发的政治丑闻，更是不乏先例。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商的隔离，显然不能仅仅是从政时不得经商。既然政商之间的勾连极有可能超越官员的从政期，那么，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也就有必要对权力施以更苛刻的约束。政商身份之间的无缝切换，也就不应被容忍。事实上，就连企业人员的跳槽，尚且要接受竞业禁止的约束条款，退休官员从商，也就更需要接受额外的约束与限制。
而针对“旋转门”现象，各国也无不出台限制规则。美国法律规定，官员退休后，在一定期限内禁止在与其职责相关的商界任职，而且官职越高，“冷冻期”将越长。不难设想，这一规则的设立，官员通过自身职位为企业谋利，将不能在退休之后通过“旋转门”很快兑现，对于权力“期权化”交易的破解，可以说相当有的放矢。而类似的规则，在国内其实同样存在，对于退休高官企业任职，《公务员法》明确规定两三年的冷却期。但现实中，这一规则是否得到了遵守，又有无相应的监管机制，恐怕值得追问。而企业高薪聘请退休官员的背后，究竟看中的是怎样的资源和才干，退休官员又创造了怎样的价值，也同样需要接受舆论的监督。
事实上，唯有相关的规则明确了，监管机制真正到位了，官商身份切换的隔离与冷却期得到严格的执行了，退休官员“秋天的故事”，才能堂堂正正地“唱响”，而不必因其过往的身份，而背负原罪，遭受质疑。(吴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