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祚：软实力与当前国际关系若干问题

　　按语：2013年6月19日下午，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在京接待了美国国务院中国问题专家、美国驻日本使馆一等书记官、汉学家Marc Abramson(马克·阿博拉姆苏)博士和美国驻华使馆政治领事Luke Tullberg(涂如恺)，并围绕软实力、普世价值、诺贝尔奖、美国之音、朝鲜半岛问题、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话语权、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回答了Marc Abramson(马克·阿博拉姆苏)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以下是录音整理稿）

　　Marc：张主任，非常高兴，在您百忙之中，有这个机会跟您会面。

　　张国祚：欢迎你们二位到来，我也愿意同你们交流。

　　中国是在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软实力”，

　　并非像西方仅仅把软实力作为国际博弈的权谋

　　Marc：刚才介绍了，我现在在美国驻东京大使馆工作，我的这位同事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我这次来到中国是要做一些研究，多了解一些情况，因为我现在日本工作，所以比较关注中日关系。中日之间现在有什么情况，将来有什么趋势？我知道张主任专门研究软实力，以我的观点来看，软实力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应该多了解自中共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软实力的发展有什么特点？今天过来，就是想听听您关于这些方面的意见。

　　张国祚：“软实力”这个概念是你们美国人约瑟夫.奈最先提出来的，奈受英国实用主义学者卡尔的影响，认为权力一共有三种，一种是军事权力，有强制性，不听自己的就要消灭对方；第二种权力是经济权力，有收买性，不听自己的就给对方点钱，还不听，就再多给点钱，直到让对方听话为止；第三种权力是文化权力，通过思想、观念、情感，去诱导、拉拢对方使其服从自己。约瑟夫.奈受第三种权力观的影响，后来提出了“软实力”概念。你们很清楚，约瑟夫.奈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在卡特政府期间，做过助理国务卿，在克林顿政府期间，做过助理国防部长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现在是美国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委员，他有着深厚的美国官方背景。美国应该说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国家，因此，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很快传播到世界各地，当然也传播到我们中国来了。在中国，学界对软实力主要有两种观点。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是在他的一本书《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演变》当中，这个书名，在我们中国的传统观点来看，那是为美国霸权主义政策服务的。因此，中国国内有一部分学者就认为，中国不应使用“软实力”这个概念。但更多的中国学者认为，“软实力”不过是一个学术概念，不在于用或不用，而在于怎么用。因此，后来，中国学界就倾向于使用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在使用时，赋予它以中国特色、中国内涵。按照约瑟夫.奈的界定，软实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二是制度的吸引力，三是掌握国际话语权的能力。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这样认为：不能仅仅把软实力看作是外交手段、国际博弈的权谋、国际战略工具，而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理解它。事实上，软实力在我们中国既体现在内、外决策上，也体现在精神文明建设、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换句话说，一个国家不仅在对外方面能够用软实力，在对内方面，软实力发展的好，可以使这个国家有一个良好的社会风气、高尚的道德情操、使整个国家很有凝聚力。我是一个中国共产党人，我们党提出的“以科学理论武装人，以正确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精神塑造人，以优秀作品鼓舞人”，以及思想道德建设、思想政治教育等等，我们认为都是软实力建设。这就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我们所说的软实力侧重于什么呢？显然，我们侧重于文化。没有文化高度的软实力，是短视的；没有文化深度的软实力，是肤浅的；没有文化广度的软实力，是狭隘的；没有文化开放的软实力，则是封闭、僵化、教条的——我们正是这样认识文化在软实力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正如你所讲到的，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我们党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我们认为，文化在软实力当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很特殊的，是灵魂、是经纬。所谓灵魂，就是把握方向；所谓经纬，就是横竖交叉、渗透到软实力的各个环节和要素中。

　　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或人士，往往由于不了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而对中国产生误解。比如，我们国家援助非洲，和非洲国家开展良好的双边关系，进行互通有无的贸易往来，对此，国际上有一些人借机说中国在用软实力向非洲扩张，掠夺非洲资源。实际上，如果不是故意歪曲，也是一个大大的误解。我们采取一种平等态度和互利方式与非洲国家发展双边关系，赢得对方的好感，这不是什么错误。美国和其他国家与非洲发展关系，恐怕也希望给非洲国家留下好印象嘛，这本是很正常的。但针对中国的误解，反映出国际上一些人对什么是软实力，特别是对中国人在什么意义上运用软实力不了解。

　　世界不必担心实现中国梦中国会搞霸权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精髓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张国祚：再比如，中国近年发展很快，在经济领域、在国际贸易谈判中，中国产品很具有竞争力。例如前不久，应美国社会科学基金主席布鲁斯.科尔的邀请，我到美国去做演讲，还去参观了一个美国家庭。这个美国家庭的男主人是医生，女主人是护士，他们家墙上放着一个精致的茶壶，我恭维地说：“这个小茶壶真漂亮，是哪个国家制造的？”男主人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不是中国制造的呢？”结果，我拿过来一看，恰恰不是中国制造的，而是日本制造的，因为上面有中国字，他们就以为是中国制造，因为日文中有汉字。这件事说明，中国产品已深入到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以至于不是中国产品，都会想当然地被以为是中国产品。正是因为中国这些年发展得太快，所以就有人认为，中国将来实现中国梦，会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超过美国，甚至推行霸权。这种担心，实际上是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核心思想是中庸，特别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说，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就不要向别人推销，自己不想被侵略就不要侵略别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可贵的精神遗产。应该说，从孔夫子开始，延续到今天，这是中国人思想的主流。中国经济发展，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好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帮助了差不多3亿多的贫困人口脱贫。我们现在谈中国梦，其实，中国人一直都有梦。在解放前，中国人的梦很简单：三亩地、两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向苏联学习，“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就是中国梦；1958年大跃进时，提出口号“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看，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开始注重追求自己个人的物质利益了，那时的梦想就是“四大件”：比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等这些东西；到现在，中国人生活条件比之前好太多了，许多人的梦想也升级了，是做老板、住别墅、穿名牌、坐高级轿车、到世界各地旅游。当然很多人还是不满足，甚至“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生活得越好对政府意见越大，这是因为他们个人主义欲望过于膨胀，而集体主义观念已经丢失，也没有从改革开放前后生活对比的角度来看问题。这种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现在政治制度的宽容、宽松，对民主、自由、人权越来越重视。在互联网上，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人都可以骂。在一些论坛上，什么观点都可以讲，在茶余饭后，什么人都可以拿来调侃一下，这就跟美国差不多了。在美国，也可以画漫画讽刺、调侃、指责奥巴马嘛。这些在过去是不可以的，然而现在，不会有人因言获罪。现在的中国梦和美国梦、世界梦是相容、相通的；中国希望在一个和平、和谐、合作的世界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理想-----这就是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