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王永(左)接受记者采访。当天的发布会公布了成都红会募捐箱捐款发霉事件的调查情况等。新华社记者 何俊昌 摄
正遭遇信誉危机的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6月9日，讨论了自身定位和转变职能的问题。此前被不断曝光成员与红会有利益关联后，这个承载着“独立监督红会工作”使命的机构，准备对自身改革。他们反思，认为成立之初就定位不清晰。
记者调查发现，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之初，便被赋予多重角色。过去半年中，委员们也承担多种工作。部分委员在进行监督，同时承载与媒体沟通职能；部分委员承担红会咨询顾问角色，还有部分委员在为红会的改革做课题研究。
“社监委和一般的咨询委员会的区别是什么？”6月9日，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14名委员开了年中会议，一个重要议题是“定位”问题。
按红监会此前计划，今天，他们将就此召开媒体见面会。
这个被认为承担监督红会功能的“第三方独立机构”，正处于信任危机风暴。
过去一个月内，全体16名成员中，9人已被一一“起底”，网友认为他们与红会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难行独立监督之责。
多名委员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红监会内部也一直在讨论和反思。
“不是委员之错，不是公众之错。”对于红监会今日之局面，多名受访委员认为，在成立红监会之初，就定位不清晰。
用改革跑赢危机？
红会遭遇郭美美事件后，想借助专家促进改革，另一方面，国务院要求社会监督，红监会在此背景下诞生
红监会成立于半年前。2012年的12月7日，16名委员由红会邀请上岗。
那之前，红会正经历着自己的信誉“低谷”，尤其是此前郭美美事件的余波。
6月11日，委员之一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杨团回忆，2011年10月，她组织了一个红会改革的研讨会，刚到红会任职不久的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也参加了。
会上，专家们强烈批评红会，“从早上9点一直到下午6点”。会后，赵白鸽邀请杨团等专家做红会改革的课题。
杨团说，赵白鸽在对红会调研后，发现了很多问题和疏漏，迫不及待要启动改革，甚至希望“改革跑赢危机”。赵白鸽希望更多体制外的专家参与到红会改革中。
而红监会成立的直接背景，则是国务院的要求。
2012年7月10日，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提出，“红十字会要建立社会监督委员会，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红总会内部一名工作人员分析，国务院的要求，应与“郭美美事件”引发红会信任危机有关。
杨团从2011年11月开始做红会改革的课题。她的方案中曾提出，设立监事会进行内部监督，同时招募志愿者进行社会监督。
据介绍，监事会需要红会的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授权，而会员代表大会要到2014年10月举行，理事会也要等到明年，“这在时间上等不及”。社会监督委员会，目前是由理事会下设的执委会授权。
今年6月13日，红监会委员、北京大学陆正飞教授说，红监会的问题是权源不清，红监会的监督权是执委会授予的，“这就是比较尴尬的，执委会邀请我们去监督执委会”。
2012年12月7日，红监会的成立仪式上，赵白鸽介绍，红监会与红会，是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红监会是独立的机构，“职责是要对整个红十字会的发展战略，人财物的管理、项目的管理，特别是民意的收集和表达，这四大功能。”
这个定位，超出了国务院对社会监督委员要“对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情况进行监督”的要求。
[ 责任编辑：吴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