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部部长：我国有多少“裸官” 尚无统计数字

　　“脚踏两条船，身穿救生衣，随时准备弃船而逃”，这是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为“裸官”群体画的一张像。

　　近日，随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自2009年以来，广东、湖南等地在监管“裸官”上频出新招，但效果普遍被指乏力。近日，监察部部长马向媒体表示，我国目前有多少“裸官”，尚无统计数字。

　　“裸官”为何人人喊打

　　所谓“裸官”，是指那些将妻儿和财产转移至国（境）外，自己留在国内的官员。

　　2011年，马曾透露，我国将首度登记管理“裸官”，此后每逢“两会”，都会有记者追问这个问题。

　　“对有多少‘裸官’这一数字敏感，佐证了公众对‘裸官’现象的焦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分析，“虽然‘裸官’只是腐败现象中的一种，但已值得作为重点反腐对象对待。”

　　“裸官”为何人人喊打？有网民以调侃笔法，总结出“裸官”的几大危害：“‘裸官’意味着资产转移，贪腐的查处难度显著增加；‘裸官’意味着对国家前途充满恐惧，公共价值容易失落；‘裸官’家属随时可能成为外国‘人质’，极易泄露国家机密；‘裸官’意味着一部分国家权力，掌握在外国人家属手中。”

　　“虽然‘裸官’并不等于贪官，但其妻儿和财产已移至国（境）外，‘裸官’在对待诱惑时，就会少几分顾虑。往往就是那几分顾虑，挽救了一个又一个已经站在悬崖边缘的‘衣着完整’的官。”新浪网民“孤独的路人”这样慨叹。

　　在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看来，“裸官”一个可见的危害在于：由于“身在曹营心在汉”，“裸官”在决策过程中，不是以国家利益为重，而是以个人利益为重。“瞎决策，乱决策，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公共建设的效率也会大幅下降。”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随着反腐力度不断加大，有些深藏的贪官慢慢浮出水面，然后受到惩治。‘裸官’的出现，实际上是贪官风险意识加大的表现。”中央党校教授、著名反腐专家林喆表示。

　　加强对“裸官”的监管，刻不容缓。

　　现有“治裸”举措被指力度不足

　　2002年，云南省委原书记高严外逃澳大利亚；2003年，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杨秀珠出逃美国；2008年，温州市委常委、鹿城区委原书记杨湘洪赴法考察时滞留不归……东窗事发前，他们均已是“裸官”。

　　痛定思痛下，从中央到地方，近年在监管“裸官”的道路上，不断有“探路者”试图破题。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看到，早在2009年9月，中纪委第十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就称，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裸官”的管理。

　　同年11月，深圳出台政策，规定“裸官”不得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班子成员。

　　2010年2月，国家监察部和预防腐败局联合发布了《国家预防腐败局2010年工作要点》，明确将“研究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相关规定的具体落实办法”。

　　同年5月，中央印发《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要求“裸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组织（人事）部门书面报告配偶、子女移居国（境）外的有关情况。

　　2012年初，广东省委和湖南省湘潭市又先后发布规定，明确公职人员的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原则上不担任党政正职和重要部门的班子成员。

　　近日，广东省东莞市再布新规，明确在深圳做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裸官”挡在所有正职和班子成员之外。

　　但上述举措对“裸官”究竟是不是紧箍咒？受访专家均持保留态度。

　　“‘裸官’腐败是现在廉政建设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具体来说，申报缺乏实质性内容、谁是‘裸官’不予公开、申报不实却处罚不明，令‘治裸’制度远远谈不上完善。”成都理工大学廉政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肖云忠向中国青年报记者概括。

　　记者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法治国情调研组曾于2010年6月～2011年5月，专门针对“裸官”问题，在23个省进行了调研。调研报告显示，目前，“裸官”尚不完全属于公职人员的禁止性行为，而散见于各项规定中的“治裸”举措，又缺乏系统性，更缺乏监督管理机制和不如实申报的制裁措施，所以，很多只是“看上去很美”。

　　在调研报告看来，在“裸官”需要向组织申报的内容中，其境外财产情况“缺席”，是一大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