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7日，人民大会堂，全国政协会议现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首个发言。会后，他说，今年能第一个站在政协委员的“最高讲坛”上，很荣幸。他所说的政协委员“最高讲坛”就是政协大会发言制度。本次政协会议上有32名委员发言。自人民政协1949年9月21日成立至今，“最高讲坛”已经有近60年历史。
每年只有三四十人可发言
连任两届全国政协委员，7日是迟福林第三次登上“最高讲坛”。“每年只有三四十名委员有大会发言的机会，比率才1%-2%，我已经很幸运”，他说。
作为政协独具特色的一种重要民主形式，政协大会发言制度可以追溯到1949年9月召开的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会上，刘少奇、宋庆龄、何香凝、张澜等12位各党派和特邀界的委员，都在会议上发言。
著名文史学者宋云彬的日记，记录了这次会议的情景：“讲演词以宋庆龄的最为生辣，毫无八股气，可惜她不会说国语，用一口道地上海话念出来，就没有劲了。陈毅的最简单，也很得体。”
自此，政协大会发言成为政协的参加单位和委员履行职能的主要形式之一，通过大会发言对国家大政方针和重要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建议和批评。
文革期间，政协几近瘫痪，大会发言制度也随之消失，直至1983年六届政协一次会议，大会发言制度开始恢复，但这次会上发言的委员才9人。之后，发言人数逐年增多，到1998年九届一次会议，大会收到发言稿已有460份。
另据2003年第4期《浙江人大》记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七届全国人大曾有三次会议，安排过代表发言，但并未形成制度。
自愿报名不指定发言人
政协大会发言分为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每次政协全体会议期间，一般安排二至三次大会口头发言，每场一般10几人。未安排口头发言的，以书面材料发给全体会议与会人员。
以1998年为例，发言机会只有三四十个，但申请人数却达460名，发言权如何分配，才公平？成了难题。1999年的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制订了《大会口头发言入选办法》，确定了发言权分配原则：“质量第一、统筹兼顾、党派优先”。
根据该原则，每年，8个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要有一位代表发言，然后再兼顾界别等因素；“自愿报名，不指定、不照顾，同等情况下优先安排未发言的委员”。此外，还要精选发言内容，每场发言既要涉及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又不能重复。
上述原则沿用至今。初步统计，十年来，2006年的全国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收到的发言稿最多，达878份；去年的全国政协第十一届五次会议，发言人数最多，三场大会发言48名委员上场，占全部委员总数的2.1%。
本次政协会议，收到了大会发言稿629份，安排了两场大会发言，32人上场，约占总数的1.4%。
[ 责任编辑：吴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