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人代会上时有亮点。
继官员财产公开话题之后，关于涉法涉诉的信访以及劳教问题，广州副市长、公安局长谢晓丹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对缠访、闹访的访民进行劳教不合适，对党和国家发出批评言论的人不能随便拉去劳教，并表示举双手赞成废除劳教。
劳教制度之恶，在一系列恶劣案件相继发生之后，应该说早已成为一种共识。谢晓丹“举双手赞成废除劳教”的表态不过显示了这一共识的存在。而更值得关注的，其实是其作为劳教制度中的要害部门的负责人，他对劳教原被寄托的“工具价值”的否定。
谢晓丹的话里透露出了劳教制度所针对的两类重点对象，一是缠访、闹访的访民，二是对党和国家发出批评言论者。为什么对第一类对象进行劳教“不合适”？谢晓丹称，“必须从法制源头上动手，解决目前信访不信法的问题”。显而易见，访民信访不信法多数时候是法制失灵的结果，不做到像谢晓丹所说的“回归到法制途径”，劳教根本无法遏制所谓缠访和闹访。为什么对第二类对象“不能随便拉去劳教”？谢晓丹虽未阐述，但其强调的“人权理念”表明，公民发出批评言论在他那里是一种基本的人权。
是的，面对批评，不同的个人和组织有着不同的视角。对一个普通社会成员来说，容纳批评是一种雅量的表示。但就一个国家而言，批评的价值绝非如此简单，它可以帮助国家和社会在前进的过程中始终充满“临事而惧”之心，并不断地进行矫正和调适，以契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开国元勋杰斐逊说了一句名言，“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个人在遭遇批评时表现出容纳的雅量已经足矣，但一个国家则不够，还应该有接纳批评和批评者的制度安排，并使批评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正能量。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谢晓丹一样，不赞成将那些“对党和国家发出批评言论的人”“随便拉去劳教”，也相信随着中央政法委关于推动劳教制度改革决定的出台，终止劳教之恶指日可待。但是如何使容纳批评成为一种制度安排，使批评成为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的正能量，目前来看似乎还并不乐观。就在我们身边，公民的批评还在被一些权力部门和公职人员视为冒犯，漠视、抵制乃至打压批评的事件每天都在发生。公众有理由担心，即使失去了劳教的武器，对那些以“最高形式”爱国的人来说，各种硬、软的暴力会不会仍是他们的梦魇？
压制批评，劳教只是一个工具；不驯服权力，工具有再生或变异的危险。而要驯服权力，必须致力于把它关进“制度的笼子”。
[ 责任编辑：黄艳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