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位于大同县北部山区的巨乐乡东阁老山村，这里75%的人口收入在贫困线以下。
与放鞭炮庆祝成为“贫困县”的地方相比，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显得内敛，他只是在办公室传阅文件。
“身份特殊”的大同县已“觊觎”贫困政策十几年。
与“跑”下贫困县对应，在以小康为政绩的年代，大同县申请到“小康县”称号。此后的十多年中，与其他县比，大同县发现，戴着不同的帽子，得到完全不同的“人生”。
一顶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意味着大量资金、项目，还有来自各方面的支持。于是，大同县看着“邻居”藏富，自己开始了“逐贫”，并终于成功入列。
“跑下来了。”2013年1月21日，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将一份山西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文件，递给办公室的每个人看。
在成为“小康县”16年后，山西大同县终于开始享受“贫困”待遇。
这纸文件明确，大同县享受“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同样待遇。
在王汉斌看来，得到这一纸文件，像跑赢了一场竞赛。
其实大同县在2011年底已经赢了竞赛。2011年底，国家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涵盖贫困县679个。大同县被列入其中的“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区，进入了国家扶贫对象的行列。
此后，2012年3月19日，大同县新组建了一个部门——扶贫开发办公室。原为大同县开发办主任的王汉斌，成为了县里的首个扶贫办主任。
王汉斌认为，划入连片特困区，是大同县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贫困县能带来的扶持，大同县已艳羡了十几年。如今，终于“后退”到了和邻县相同的起跑线上。
“小康”带来求助难
“小康县哪会缺这么点钱？”大同县退休干部梁斌龙说，小康的帽子总是会把获得帮助的门关上
“你见过这么穷的小康县吗？”1月13日，一名高姓出租车司机反问。
大同县城面貌“简陋”，由一条南北大街和一条东西大街构成主框架。大街两边是三四层的楼房，后面是成片平房。
大同县距离大同市20公里，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申请到“小康”头衔，是大同市东部六县中唯一的小康县。其他五个，阳高、田镇、广灵、浑源、灵丘都是贫困县。
大同县认为自己是“穷人戴着地主的帽子”。大同县扶贫办主任王汉斌介绍，大同县18万人口中，有近6万是贫困人口。北部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在75%以上，南部65%以上。即便县城所在地的西坪镇，农业人口贫困发生率也在四成以上。
大同县委党校前校长梁斌龙介绍，大同每次寻求帮助，“小康”的帽子都会把门关上。他举例，2000年左右，因房屋破损严重，他去省委党校申请修缮资金，得到的回答却是“小康县哪会缺这么点钱？”
“当时我跟省党校领导吵起来了。”梁斌龙说，他把领导拉到县里看了看破房子，才申请下来。“其实我也理解他们，给贫困县是名正言顺，而给小康县，怕有人说闲话。”
王汉斌说，他任大同县开发办主任时，申请项目、申请资金处处碰壁。“只要是小康县，就没有政策扶持。小康县甚至没有扶贫办，连和省市扶贫办对接的单位都没有。”
大同县巨乐乡东阁老山村党支部书记贠天贵也受过“小康”的伤。
他说，1999年前后，省计生协会有政策，做节育的家庭给扶贫资金以示奖励。贠天贵统计了村里名单，往县、市、省一顿跑，对方同意给12万元。他谋划着要用这笔钱发展养殖业，带动村民致富。一切就绪，到省扶贫办办手续提钱时，工作人员一核查，说小康县不能享受扶贫政策。
贠天贵于是甩手回了村里。十多年过去了，贠天贵的养殖村的梦想还没实现。
贠天贵说他总在想，如果当时事情办成了，东阁老山村应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大同县“自力更生”的同时，对于灵丘等贫困县享受着不同待遇，都“看在眼里”。
得“贫困”者多助
与大同县相比，“贫农”灵丘一直得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帮助，给钱，给物，给项目
对比大同县，灵丘县城显得要“发达”。商业街上，有了各种国际品牌的体育用品专卖店。当地有人把灵丘县城称作“小香港”。
大同县戴着“地主的帽子”，灵丘则一直是“贫农”。1985年，灵丘被山西省政府列为重点扶持的多灾贫困县。1991年1月，灵丘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2001年，灵丘被国务院核定为新时期扶贫开发重点县。
灵丘等贫困县会得到“输血式”扶助。贫困县享受专项扶贫资金、各部门的资金倾斜和定点帮扶、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优惠等等。
还会得到中央对口扶贫。灵丘县的帮扶单位是团中央。公开报道显示，1998年8月20日到2003年底，五年中，团中央为灵丘各项建设直接投入资金500多万元，捐赠汽车、电脑、药品等各类物品价值530万元。组织实施各类项目140多个。
山西各省级机关则负责帮助灵丘县下辖的贫困乡镇。1996年3月15日，山西省委为灵丘派驻扶贫工作队，省体改委、建材局、贸易厅、地税局、团省委、机电厅、科协7个厅局每个厅局帮扶1个贫困乡。至2000年的五年期间，山西省委7厅局扶贫工作队总投资1355.10万元。
大同市委从1996年开始派出工作队，市发展计划局、财政局、民政局等约20个单位在灵丘县定点包村扶贫。
这个时期的大同县，刚刚戴上小康的帽子。不但与扶贫政策无缘，小康县的各项配套支出还带来沉重负担。
贫与富的历史伏笔
当年别的县没要小康“荣誉称号”，但大同县要了。由此，不同的政策“命运”开始
提起戴了16年的“小康县”帽子，大同县很多人觉得是当时的领导为了政绩“瞎胡闹”。
退休干部梁斌龙回忆，大同县约在1996年成为小康县。大约1995年的时候，时任县委书记申报的，批下来的时候已是新的县委书记继任。
大同的“小康”，背景是1990年代全国刮起的小康风，小康县是典型，成为小康是一种荣誉和面子。
王汉斌回忆，当时大同县的日子确实比邻县好过一些。大同县是纯农业县，人均耕地较多，从农业收入看，要高于邻县。大同县另外的收入来源是煤炭。因靠大同市东侧，大同县成为煤炭输出交易重地，境内有两个煤检站。大同县人搞运输和倒卖煤炭，收入颇丰。
按《山西统计年鉴》，1996年，大同县国内生产总值4.6亿元，处于当时东部县的中游。大同县人口少，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861元，在大同市辖的7个县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煤炭大县左云。
梁斌龙回忆，按统计数字，在一些主要指标上，当时大同县确实达到了小康标准。例如当时小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标准规定的是2500元。不过他也认为，当时小康县的16个标准中，有一些大同县是不符合的，但当时的统计数据都迎合了小康。
1996年，大同县地方财政收入3738万元，支出6590万元。收不抵支。
梁斌龙回忆，当时各地小康县也有名额指标，阳高县也是小康县的候选。虽然按统计数字，阳高县当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190元，处于小康标准之下。梁斌龙说，当时阳高县继任的书记坚决没有要小康县的称号，而大同县要了。
[ 责任编辑：芮益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