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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妹”之父屡遭举报为何至今才被刑拘?

2013年01月14日 08:30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字号:       转发 打印

  郑州“房妹”事件成为岁末年初的舆论热点。1月4日被郑州市人民检察院立案查处的郑州“房妹”案主角翟振锋6日已被刑事拘留。据调查,“房妹”全家拥有多达29套房产,更让人吃惊的是,一家四口都是“双户口”。

  其实,早在此前,“房妹”之父翟振锋已被举报多次,纪检部门也曾多次立案查处,他受到的最严厉的处分是“开除党籍、行政撤职”,但最终都没有进入司法程序。

  “为什么翟振锋屡遭举报却能逍遥法外?因为他经营多年有复杂的关系,区里、市里、省里甚至北京都有人,有人保他。”一名举报者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称,翟振锋背后有保护伞。

  企业改制中涉嫌造成公有资产流失被举报多年

  郑州市长城宾馆的100多名职工,从2000年便开始了漫长的维权之路,曾300多次上访“告状”。他们告的主角之一便是翟振锋。

  据一位熟悉翟振锋的政府工作人员介绍,生于1963年的翟振锋,早年部队转业后在家乡郑州市下辖的新密市公安系统任职。当时在新密曾开办造纸厂,但因经营不善,企业没有做大。1995年,翟振锋调任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闫乡政府任主要领导。1998年年初,因与乡政府其他领导长期不和,翟调离齐礼闫乡,任二七区计经委主任。

  长城宾馆的100多名职工称,时任郑州市二七区计经委主任的翟振峰利用职权,借企业改制之机将原归二七区集体工业联社所有的长城宾馆和二七区原工业局办公大楼先后给了私企老板杨新安,使近亿元公有资产流失。

  长城宾馆建于1985年,是由二七区原工业局、区集体工业联社投资,1988年3月建成开业,产权属区集体工业联社所有,工业局撤销后由二七区计经委代管,1998年经评估宾馆总资产1510万元。

  长城宾馆的100多名职工称,1998年4月,时任计经委主任的翟振锋等和郑州市联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新安暗中勾结,打着改制的旗号,对长城宾馆以竞标形式实行“委托经营”,竞标标底为150万元,即谁出150万元便可获得长城宾馆的经营权和股权,区属企业单位法人和自然人都可以参与竞标。

  “但事实上,这是翟振锋和杨新安一起制造的一场骗局。基层厂长们说,竞标没有搞,连会议都没召开,翟和杨私下商定把宾馆给杨,所谓招标,就是个幌子。”长城宾馆原党支部书记曹爱娟说。

  曹爱娟和长城宾馆原会计徐金梅、副总经理刘璇宇等人称,翟振锋在区纪委调查时却说没人投标,竞标失败,可他提供不出竞标失败的任何依据。1998年6月,翟振峰直接签发文件任命杨新安为长城宾馆总经理。1998年12月,翟和杨又串通,玩弄手段,签发了二七计经字(1998)72号文件,对宾馆改“委托经营”为“联合经营”,让杨新安出资100万元,杨仍未出,而是利用职务之便,将宾馆新购的一辆2000型桑塔纳轿车和83万元资金交给了计经委。

  更重要的是,72号文件请示变更区集体工业联社对长城宾馆的所有权,在没有得到上级批复,也没有产权人区集体工业联社全体成员同意的情况下,1999年4月28日,翟振锋擅自签发了二七计经字(1999)11号文件,变更了长城宾馆产权,原属于集体联社的财产就这样落入了杨新安的囊中。他们对外宣称是杨新安个人出资100万元,把长城宾馆买了,经过二七区纪委等部门审计,杨个人未出一分钱。

  全国人大常委会1993年3月颁布的城镇集体工业联社资产管理有关法律法规明确指出,联合经济组织的财产属于本组织范围内全体劳动群众所有,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政府部门、单位、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平调、侵吞、占用。

  “长城宾馆是二七区几十个工业企业上交的管理费建的,财产属于这些企业共有。翟振锋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将原值1510万元、现值8000余万元的联社资产拱手给了私企老板杨新安。”曹爱娟说。

  曹爱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长城宾馆主楼因建京广快速路在2010年夏天被拆除,拆迁补偿金7443万元,4000多万元已不知去向。“群众多次反映,二七区有领导以宾馆已经改制,政府管不着为由不但自己不查,也不让公安局查,还有人给分局施压,不让立案。”

  据介绍,随后,翟振锋又把原区工业局办公楼(院)给了改制后的长城宾馆,拆迁后的安置房了无踪影,造成公有资产再次流失。

  和长城宾馆改制一样,有相同命运的还有预制件三厂、二七纸袋厂、月季城饮料厂、二七食品厂等多个企业。

  “二七区几十个工业企业,翟为何把公有资产一而再、再而三地都给杨新安,而其他企业没有得到一分一厘?这幕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交易?”一份有长城宾馆100多个职工签名的举报材料这样质疑道。

  曹爱娟告诉记者,长城宾馆100多名职工从2000年开始维权上访告状,2009年年初经人指点后才把矛头指向了翟振锋。

  “我们宾馆职工前前后后跑了300多趟,朱是西任区委书记时还比较重视,责成区纪委调查,但朱是西调离后情况大变,有些官员公开充当保护伞,包庇、偏袒,以各种理由开脱,对职工大发脾气,全力打压,不但通风报信,甚至将我们的举报信转交给被举报人。无奈之下,我们三次赴京向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反映,但只要转回二七区就被棚架在那里。”曹爱娟称,“这次市里立案,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但是翟振锋等人经营多年,上上下下编织了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他们已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查案不会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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