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2日，“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延长工程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墓地广场正式开工。文宝 摄
2012年12月6日，南京大屠杀75周年纪念前夕，《南京大屠杀全史》在北京首发。该书大量引用日方和第三方史料，是中国迄今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完整的原创性研究著作。作为重要课题的大屠杀遇难者名单调查领域，新增的一千多个名字有赖于多年来各方对大屠杀幸存者记忆的追寻。自1980年代起，南京即发动全民参与此项活动，被发现的幸存者们通过回忆，为部分遇难者建立了名单。到21世纪初，学界与民间人士还在市郊自发进行小规模田野调查。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后面都是一场追问。不管是对史料穷尽努力的整理，还是对幸存者记忆的挖掘，研究者们想要做的是面对历史的精确。□新京报记者 吴伟 南京报道
每一次长度的延伸，都是遇难者重回历史的证明。
1995年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初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墙，又名“哭墙”。最初长43米，刻有遇难者姓名3000个。2007年，增加至8244个。2011年，延伸至69米，姓名10311个。
2012年，还有一千多人的姓名在做上墙前的核实。
遇难者名字的搜集是对遥远记忆的一次次打捞。
在这场打捞中，教数学的教授费仲兴，用几年的时间令834个人的遇难者姓名重见天日。学者努力地用苛刻的史料查找来核实遇难者的名字。有人依靠幸存者的回忆来刻画遇难者的故事。
有了这份名单，30万不再是个抽象的数字，它由具体而微的人来组成。
难以完成的任务
南京的学者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名单调查更复杂
遇难者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存在的鲜活的人。
几十年后，想把每个遇难者都复原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表示，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不能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对统计遇难者相当重要的当时南京地区基础户籍信息，“当时中国的户籍制度严重不健全，遇难者全部制作名单是不可能的”。
据了解，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死难者和平纪念馆，报的直接遇难者人数是14万人，但实际也只征集到1.6万的遇难者名单。
30万，这个数字刻在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墙上。
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屠杀全史》主编张宪文说，这来自于战后南京审判、东京审判的判决书，判决书中“30万人”的来源，是“法庭调查与当事人当庭作证证词，以及战后各方调查的综合”。
对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更多的是寻找一个一个的故事。30万是一个大的数字。在这个数字里，能找到的故事和名字“才更具体和生动的构成了历史”，南师大张连红说。
学者王卫星曾经表示，统计确切的名单不可能做到。鉴于当时处于战争年代，人口统计体系不完善，人口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有的人逃难离开南京城，有的人逃难进入南京城”。不光是遇难者名单，有时候微观层面的具体人数的确切，也很难做到。
“比如幕府山大屠杀，中方统计的遇难人数大概在五万人，日方统计的人数约为两万多人。”王卫星说，“由于史料的不完善或者缺失，这些可能是永远的谜。”
学者孙宅巍研究埋尸，经过多年努力从原有的4家慈善机构埋尸18.5万具，扩展到了8家共埋尸19.4万具。
他曾经感叹过，“搜集数目都如此困难，何况具体名字”。
很多历史资料无处可寻。
据《瞭望》杂志2009年报道，南京保卫战有9万多国军阵亡将士，大部分是被日军俘虏杀戮的。有南京市方面找到台湾军史馆，民进党执政时，对此置之不理；到国民党上台时，告知这些档案自1949年用麻袋运到台湾，至今还没解封。
南京学界专家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的调查，比纳粹大屠杀犹太名单调查更复杂。
中国经历了8年的抗日战争，侵华日军、汪伪政权不会主动做强调自己战争罪行的事；之后，国共陷入内战，没有人做这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史“等同于中共革命史”，再加之政治运动，南京大屠杀险些被遗忘；台湾方面，退守宝岛的国民党羞于提及此屈辱一页。
张宪文说，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兴衰，与历年来的中日关系走向戚戚相关：“我们已经错过了南京大屠杀史的最佳研究时机。”
孙宅巍介绍，直到1983年，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占领南京”，这才引发了当时执行中日友好政策避谈“南京大屠杀”的中国政府强烈反弹，致相关研究全面升温。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曾对媒体说，由于年代久远、战乱等多重原因，南京大屠杀遇难名单的搜集整理工作较为困难。
他介绍，目前搜集到的1万多个遇难者名单，主要来自战后初期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时期的幸存者口述证言、各种史料及遇难者家属所提供。
自行车驮回的名单
在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一多半是费仲兴用自行车驮回来的
幸存者的回忆是可以触摸的历史。也成为遇难者名单一个重要的增量。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生介绍，1980年代，南京市政府曾因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后，发动全市力量，找到大量当年的幸存者、遇难者家属进行口述回忆。
张生说，“那次调查很细致”，南京市区内能搜索到的幸存者绝大部分都找到了，现在估计只有零星的幸存者没登记到。
“田野调查是另外一条路”，张生说，通过在大南京地区寻访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幸存者，来获得更多的遇难者名单。
国内学界，关于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间、地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论强调，南京大屠杀应从日军开始攻打南京算起，对包含南京城及市郊的非战斗人员的屠杀，在集中屠杀后还有零星屠杀，时间持续接近半年。
费仲兴寻用田野调查的方式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人。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的数学老师。该校坐落于南京汤山，是南京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山地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的日军暴行。此前，他一直以为大屠杀发生在城内及长江南岸。
他说，“南京陷落后，他们在城东扫荡时进行的疯狂屠杀，其延续时间又比城内长得多。这些暴行显然是南京大屠杀的一部分”。
2004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了充足时间。从南师大申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蹬着他那辆400块钱买来的“二八”永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他为期3年，对汤山地区3个镇，90多个自然村的漫漫走访。
“只要天气好、路好就出门，也不分季节”，费仲兴说。
汤山地区834人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有一多半是费仲兴用自行车驮回来的；另一半，是电动车，“我老了，骑不动了，2006年改骑电动车”，费仲兴说。
和他差不多时间开始田野调查的还有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海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中国青年报记者戴袁支、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吴先斌等民间人士也参与其中。
费仲兴说：“田野调查是个体力活儿，需要很好的身体。我当年也是只能做到半天访谈，半天整理记录。”
[ 责任编辑：芮益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