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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败从正人心做起

2012年12月31日 13:03 来源:中国青年报 字号:       转发 打印

  (一)

  最近讨论反腐的人多起来了。在众多反腐的观点中,最有名的立场是主张“从制度上反腐”。持这种立场的人多认为,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如果没有良好的防腐制度,仅靠一时的动员,未必能长久,且易陷入“人治”的窠臼。

  “制度反腐”这一说法,表面看来很有道理。但细想之下,却又觉得不着边际,无从下手。首先,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赖人来运行。在中国社会里,人、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社会风气,对于制度能否发挥作用至关重要。其次,在官场内部,也盛行各种风气;每一个单位、地域、部门、阶层,每一个领域,均可能有自己的风气,即潜规则。我们千万不要小看风气的力量。事实证明,在中国社会,一种风气一旦形成,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容易被它撕破。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认为只有“司法独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然而,持这种想法的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一旦司法真的独立了,政府再也管不着它了,就立即存在着如果司法机关腐败怎么办的问题。事实上,在一个腐败成风的社会里,任何权力机构都可能腐败;这时让某个机构脱离政府干预,成为反腐败的最高权威,这个权威也可能演变成新的腐败源头。有人把“分权制衡”当作解决腐败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分权制衡的结果却是国民经济长期被几个巨型集团所控制,而且是打着“民主”和“法治”的旗号进行的。

  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为只要大胆引进某种全新的制度即可创造奇迹,是天真的想法!

  (二)

  然而,上述分析丝毫不是说不需要制度防腐,也不是说不需要对权力的监督、制衡。我只是想提醒人们,奢谈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视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我们也不能仅凭几个西洋政治学概念来画饼充饥。

  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时要先从“正人心”开始。这个“人心”的问题,就是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话,人心和社会风气则好比汪洋大海,它们深刻地决定、影响着制度的运作。换言之,如果人心不正、风气败坏,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时难于登天。

  例如,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就曾重点分析了当时为什么会“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认为,这是因为社会风气已经从根子上坏了。当风气已彻底败坏、当人心已极度糜烂,这个社会只能像“朽木粪墙”一样,愈治而愈乱。因此,董氏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波及整个社会。他说:

  故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万民,

  正万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远近莫敢不壹于正。

  (《举贤良对策一》)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四条,我结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义利。儒家认为国家引导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之一在于辨明义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这当然不是指不需要发展经济,而是指必须在指导方针上摆正义利关系,并以“义”来指导所有的利益活动。用董仲舒的说法,老百姓爱利、逐利本来就像“水之就下”一样本能、自然;如果不能正确引导,而是以利益成就作为衡量人的主要标准或促发展的主要动力,就会在一夜之间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毁掉社会道德的根基。

  二是均寡。儒家认为财富分配公平与否,是决定人心朝向、社会风气好坏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财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于拥有特权的人与民争利,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三是贤能。移风易俗另一最有效的办法是任贤举能。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的社会里,上下之间的“风化”效应十分明显。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正直、心术端正,自然会对下面的人产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术不正,必然会“上梁不正下梁歪”。

  四是养士。人才不仅要靠发现,还要靠有意识的培养。把培养过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谓“兴太学、置明师”。这样做最大的意义之一,是让一批人才通过修习“六艺”树立坚定的信仰,培养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国的本领。

  (三)

  固然,靠正人心、敦风俗也不足以彻底消除腐败。甚至可以说,人心和风气的败坏又何尝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败引起的?风气与腐败之间存在恶性循环的作用关系。但是这并不能否认风气的独立性,何况风气败坏的原因远不限于腐败。我们必须正视,今日社会的浮躁和功利之风,正是腐败的巨大温床。只要这个问题不解决,再好的制度也可能无济于事。

  如果我们真的重视制度建设,就应当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如果我们重视人心和社会风气问题,就应该思考一下董仲舒及先秦儒家所提出的义利问题、均寡问题、贤能问题和养士问题,看看我们多年来做得有哪些不够?

  荀子云:“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这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制度建设,更不能代替制度建设。但是,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从人心和风气这个突破口出发,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在进行制度建设时,不能盲目崇洋、空谈法治;一定要研究中国文化自身的逻辑,认识中国社会的规律。制度建设永远都不错,但是为了制度而制度,不思考制度建设的艰难曲折,难免流于空谈,不切实际。

  “正人心而后正天下。”这是南宋学者陈亮上孝宗皇帝书中所言。事隔800多年,今天读来依然振聋发聩,相信它能对我们反腐败提供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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