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被网友戏称为“一条特大号秋裤”的“东方之门”，其缔造者杨休不久前公开表示，“未来还将在中国的几个发达城市再建4座‘东方之门’”。
53岁的杨休可能也很纳闷，他在苏州金鸡湖畔投资近90亿建造的“东方之门”，为何会在微博上一炮而红。而他自己用手机上微博只潜水不发言，默默地关注着“秋裤”热潮的猛烈来袭和悄然退去。就在杨休放言还要再造4座“东方之门”后，再次在网上引发许多争议，有批评者调侃道，“城市什么时候变成了晾秋裤的地方”。
随着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城市作为最重要的生活场所，城市建设也成为最重要的公共问题之一。面对越来越多耗资巨大的建筑，引来的却是无数批评和口水，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打造我们的城市呢？对此，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夏学銮认为：“意识流的、后现代主义的建筑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如果不能和城市本身的文化融合，反而是相抵触的，必然不会让民众喜欢，更不能让人们舒适而自在地生活。”
建筑不能与文化相悖
北京晨报：对于“东方之门”缔造者杨休“还要再造4座”的宣言，很多网友是持批评和不赞成的态度，对此您怎么看？
夏学銮：从报道上看，这座建筑是外国的设计公司设计的，他们可能并不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因此在他们看来别出心裁的作品，放在中国的城市里，在中国人的眼里，就会觉得不那么好，甚至很古怪。
北京晨报：建筑和文化有什么关系？
夏学銮：城市建筑的风格最重要的是要和城市文化相结合，不能相互抵触，当地的风俗习惯，人们的审美情趣，乃至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建筑的历史文化，都会影响到人们对于建筑的观感。当然，我们今天在快速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没有历史文化，现代化本身也要和文化相融合。在今天，许多意识流的、后现代主义的建筑很多，这些建筑也往往会引来争议，原因就在于此。
城市也有城市格
北京晨报：同样的建筑，在不同的城市中复制，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和影响呢？
夏学銮：类似“秋裤模式”是否可以在中国的城市中大规模推广呢？我觉得不行。一个城市要有城市的风格和个性，人有人格，国有国格，城市也有格。城市格就是一个城市的独特性，是城市文化的体现，不能千篇一律，也不能奇形怪状，更不能和城市文化相悖，标新立异并不能表现出一个城市的文化，更不可能成为城市格，反而会让一个城市没有了格调和文化。
北京晨报：如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呢？
夏学銮：城市的建设是一个整体工程，因此城市建设的管理者应该有通盘的把握和认真的思考，完全商业化的建筑太多，对于一个文化意味深远的城市，并不是好事。
夏学銮：让富商更具社会责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大家经常会看到这种情况：同样的一套图纸，同样造型的建筑，在各个城市里无限复制。这种流程式的操作，绝不仅仅是“东方之门”一个。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能够不断地在城市里建造呢？
著名社会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夏学銮表示：“我国改革开放30年，让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同时也催生了不少富商和大企业家，但是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到今天还未达到一个正常的状态，这和我们发展的时间太短有关，也和我们特殊的发展方式有关。有些富商和企业家急于表现自我，想在时代中留下自己的坐标，故此选择以标新立异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却忽视甚至漠视了自身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最终留下的是什么，还未可知。”
自我实现要考虑路径
北京晨报：一些富商和企业老总的行为饱受社会争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夏学銮：这与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也和富豪本身的行为有关。那些备受争议的行为，往往是比较奇怪的，和普通人的价值观不同。富豪们为什么总会有些奇怪的行为，这和他们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有关。每一个人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但是对于富豪来说，因为他们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所以他们的愿望就容易实现，比如盖一座特别的建筑，给世界留下一个坐标。但也正是因为有经济基础在支撑，所以在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富人往往不太考虑自我实现的路径是否合法，是否合乎文化习惯等。
北京晨报：这是他们的行为屡屡引发争论的原因吗？
夏学銮：越是耸人听闻的表现，就越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太急于表现自己，所以往往越是光怪陆离的行为，就越被这些富人所青睐。但这种表现最终会反映出来一个人的人格和价值追求，因此要非常慎重，完全脱离社会文化，与主流价值的相悖的行为，在时代中留下的可能是坐标，也可能是骂名。
不正常的关系与责任
北京晨报：一直以来，富商与社会的关系、追求自我实现是否要符合社会价值等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对此您怎么看？
夏学銮：中国富豪和社会的关系，其实是偏离了正常的形态，这与他们的发家途径有关。我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多年中，出现了许多掌握大量财富的富商和企业家，这其中有不少是一夜暴富，因此他们很难在社会中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故也难以了解自己应该肩负的社会责任。
北京晨报：那么，这种关系不正常在哪里？
夏学銮：富豪或者企业家，他们与社会的关系，第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中国的大部分企业家，一开始就和政府站在一起。在开放之初，为了打破平均主义，政府对于创业的企业家给予了很多政策上的支持，所谓“扶上马”还要“送一程”，因此商人和企业家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很多照顾和优惠。这就造成有些商人和企业家，从一开始创业就一帆风顺，没有受到严格的监管和限制，所以“肆意妄为、无所忌惮”成为了他们今后人生的最大缺陷。而更多早先下海的商人和企业家，因为时代机遇使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发了家，而自身却没来得及形成成熟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品质。
富商与社会的关系
北京晨报：正常的关系又应该是怎么样的？
夏学銮：企业家的财富来自于社会，对社会自然应该有相应的责任。掌握越多的财富，就越需要放正自己的位置。如同一位著名的外国企业家所说，赚每一分钱，都应该回报社会。
北京晨报：这样正常的关系如何才能形成呢？
夏学銮：在西方，资本家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演变，是在几百年的时间中逐渐形成的。最开始，资本家与政府是对立的，他们没有吃过小灶，反而是经历了诸多的挫折和失败，因此他们更需要社会的认可和支持。这也促使，在数百年间商人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企业品格和诚信。后来经过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之后，西方政府逐渐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在这之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才开始缓和，并逐渐和企业成为合作伙伴。
北京晨报：对于企业家本身来说，这样的经历有什么意义呢？
夏学銮：正是因为经过漫长的创业和发家过程，所以才能在磨砺与挫折中形成企业家的品格。经历过失败与成功，经历过萧条与繁荣，在人生的兴衰成败中锤炼出个人的品质，同时也明白他们的财富来自于社会，所以必须对社会做出回报，否则必然将失去财富。但是中国企业家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他们认为钱都是自己赚来的，因此缺少对社会的认同感，缺少社会责任。其实不然，他们的财富有很多是依靠政策照顾，或者钻政策的空子，甚至是非法得来的。同样也因为如此，他们更会对社会没有责任感。
对富商也要来“硬”的
北京晨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呢？
夏学銮：在今天，我们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本身也是在改变发展模式，但是并不是说已经完全改变了人们积累财富的途径。实际上仍旧有免税、减税等诸多的优惠政策，这是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值得欣喜的是，政府对于企业家的监控正在逐渐加强。在以前，正是因为政府和企业家一开始就结成了伙伴关系，在监控上力度不够，所以使得一些人为所欲为，各种伪劣产品、甚至有毒食品等等，其实都是企业家缺少社会责任意识所致。随着监控力度的加强，违法成本的提高，我想这种状况会逐渐改变。
北京晨报：也就是说，要改变企业家、富商和政府的关系？
夏学銮：在西方，企业家和政府的关系经过了敌对—监管—合作的漫长过程，而我们则一开始企业家和政府直接就是合作。如今确实要有所改变了，这种改变倒也不必变成敌对，但一定要加强监管。政府和企业的关系，绝对不能光有“蜜月”，还一定要经过严厉的管理、制约甚至打击，这样企业和社会经济才能逐渐成熟。为何要对企业家严厉？是因为企业家获得了更多社会资源的倾斜、在财富分配中获得了更多份额，因此对于他们的监管应该更加严格。也只有这样，才能规范企业家的行为，逐渐培养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
[ 责任编辑：芮益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