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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破垄断或是改革突破口 要使阶层上下流动

2012年11月08日 08:10 来源:新京报 字号:       转发 打印

  “青年经济学人”评选系列报道之十二

  【核心观点】

  中国经济需要转制。转制的过程涉及原来的体系要破坏掉,形成新的体系。新的体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新的土壤,让新的体制有机会产生,另外一方面在新的体系还没有形成之前,不能将旧体制完全破坏掉,需要保持整个系统的相对稳定。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1976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主要研究方向:货币政策、金融改革。参加中财办、全国政协、全国人大、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组织的多项课题。著有《我国外汇市场改革过程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现状与产生原因》、《正确看待中美贸易差额》、《中国金融战略2020》等。

  师从国务院参事夏斌和央行行长周小川两位名师,但陈道富内敛、谦虚。

  “虽然在经济领域从事了10年的研究工作,但我仍然觉得自己还未完全构架起自己的体系。”陈道富说。

  1999年,厦门大学本科毕业之后,陈道富北上求学,归于著名经济学家夏斌门下。

  科班出身的陈道富拿着在学校学习的理论套用在中国经济身上,但经常被老师“打击”。学校学习的理论都是归纳西方经济的运行规律,思想是可以的,但是结论没法套用到中国的实际中。跟着夏斌,陈道富学着把在学校学习的框框都打掉,重新建立自己的逻辑体系。

  硕士毕业之后,陈道富前往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攻读博士学位,他的导师是央行行长周小川。虽然1个学期只能听到周小川的两三堂课,但是站在实践最前沿的经验为陈道富打开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10年的研究生涯,陈道富总结道: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者来说两点很重要,一是了解中国是怎么样的,二是学会用西方的方法来分析中国的东西。

  在不断否定和重建的过程中,陈道富不再从概念到概念考虑中国经济问题,而是直接思考现实问题,去了解内在逻辑,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形成自己的框架。但这个过程很难也很漫长,只能用现实来验证自己的框架是否正确,只能错了就改。

  陈道富一直坚持到各地调查,因为他相信只有调查才有发言权。近日,新京报记者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狭小办公室内采访了陈道富,此时他刚结束调研回京。

  他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又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大家都期待莫干山精神,因为那是一次创业的过程,是打破计划经济打破大一统的过程。在经历了30年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期待着二次创业。

  经济下行会触发结构调整加速

  新京报:经济数据显示,三季度我国经济企稳,这轮经济调整和2008年有何不一样?

  陈道富:2008年主要是受到外部的猛烈冲击,这次则是国内外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外部需求因为欧债危机持续反复,本以为新兴市场国家会保持相对独立对出口影响有限,但事实是出口下滑速度比大家想想得都要大。

  其次,2008年危机时中国经济尚处于较为活跃的阶段,2008年上半年还在紧缩调控,而这一轮调整我国经济则处在下行阶段。

  事实上,经过三四年的传导,2008年危机后出台的一系列刺激政策的积极效果在减弱,一些负面效果开始显现。与此同时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对投资、消费、财政收入的影响开始显现,政策的后遗症慢慢显现。

  新京报:实质性的调整是指哪些?

  陈道富: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仅仅是一个流量上的调整。这具体表现为,实业投资的吸引力持续下降,企业较难找到新的投资机会,部分产能闲置。但尚未看见企业破产,也没看见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经济上的去产能和金融上的去杠杆还未充分展开。

  近期经济指标间分歧加大,虽然在政府各种政策以及市场观望情绪中,出现一定的阶段底部特征,但经济增长的基础相当脆弱,市场信心严重不足。经济的持续下行或预期的变动,都可能进一步触发经济自我加速结构调整。

  打“强心针”时还需配套其他改革

  新京报:近期关于政府再出刺激政策的呼声渐起,你认为是否有必要?这种刺激政策是否会进一步加大杠杆?

  陈道富:关键是中国需要什么?在当前情况下,大规模的政策刺激肯定能发挥作用,但是刺激政策的负面效果越来越大。

  首先,过度需求政策不利于增长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所需要的存量调整,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恶化原有结构失衡,产生挤出、通胀等不良后果。

  其次,刺激政策也不足以真正激发社会主体的信心。刺激政策出台,短期内老百姓和企业可能感受到经济的改善,但是老百姓和企业对未来的预期非常有限。大家都在期待一种制度的变化,期待调整完之后经济的新一轮起飞。

  如果是此时采取一些有效需求的激进改革,可能会发生周期性的调整,但是在没有结构性调整的背景下,反弹也会非常微弱。

  新京报:刺激计划就是一剂强心针?

  陈道富:简单的打强心针的政策是不够的,与此同时还需要配套其他的改革。

  中国经济需要转制。转制的过程涉及原来的体系要破坏掉,形成新的体系。新的体系的形成一方面需要新的土壤,让新的体系有机会产生,另外一方面在新的体系还没有形成之前,不能将旧体系完全破坏掉,需要保持整个系统的相对稳定。

  垄断行业改革是转制突破口

  新京报:转制改革已成为市场共识,你也多次提到中国经济需要转制,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和方案?

  陈道富:由于中国经济起步晚,有后发优势,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一直是“集中资源办大事”的跑马圈地扩张模式,包括政府金融机构、财税体制等,迅速把各个要素整合在一起做事,但是效率并不太兼顾。

  这种高投入高产出的增长模式到今天负面效果逐渐累积。比如现在超发的货币导致的高房价,由此带来的房租上涨、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逐步上涨。如果按照这样的轨迹继续发展的话,难度会越来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

  未来的增长机会在哪?需要更加精细化、提高效率、提高产业的集中度来加大分工、降低成本。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工资、提升流程和管理、把不擅长的工种分配出去,分工合作之间的协调越来越多。中国经济需要进入成本节约、效率提升、分工深化的精细化发展新阶段。

  结构调整的背后是发展机制的转变。转型往往伴随着动荡,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有“破”才能有“立”,有“立”才能真正“破”。

  新京报:怎么“破”,又如何“立”?

  陈道富:很多,这些改革千丝万缕,垄断行业的改革可能是破局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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