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十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每一次重大突破都带给国人无限的惊喜。作为亲历者，周建平的感受更为强烈。从发射场系统总设计师，到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再到担任工程第二任总设计师至今，周建平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最为迅速的十年。
“人一生中所能干的事是有限的，能参与完成我国载人航天跨越式发展，是我最值得自豪的事。”周建平说。
我们中国是载人航天的后来者，也是自主创新的超越者，在目标飞行器、交会对接方式等方面，采取了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技术路线
正是航天人自主创新的艰辛探索，一步步把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变为现实。走向太空的每一个脚印，无不铺设着一块块创新的基石。
从垂直总装、垂直测试、垂直转运和远距离测试发射的“三垂一远”发射模式，到国际先进的、基于IP技术的“永远在线的航天测控网”；从火箭控制系统采用更加精准的迭代制导手段，到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空间交会对接机构……一路发展，一路突破，一路创新。
周建平说，早在1965年，人类就实现了两个航天器之间的首次空间交会对接。在这个领域，中国人是后来者。我们认识到，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迎头赶上。
2011年9月29日，中国全新研制的首个目标飞行器天宫一号顺利升空，之后它相继与后续发射的神舟八号、神舟九号飞船成功实施了无人交会对接和载人交会对接任务。此番完美突破空间交会对接技术之后，中国已完全掌握载人航天的三大基本技术。
作为建设空间站必须迈过的关键一步，空间交会对接规模大、技术复杂、风险多。美俄（苏联）一开始均选择多次发射目标飞行器，验证交会对接技术。
“从总体方案讲，我们的首次交会对接任务和当时美俄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他们都是飞船与飞船对接。而中国专门研制了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这在技术、经济等方面更具优势。”周建平说，“天宫一号除了完成交会对接以外，与飞船相比，它可以给人提供访问、工作、生活的支撑能力。当飞船和目标飞行器对接以后，人们可以进到这个目标飞行器里面去，在里面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包括进行科学实验，如果用飞船去做，这个是做不到的。此外，我们采取N＋1的交会对接模式，使得一个目标飞行器可支持多次交会对接。这种做法和国外完全不同，是世界独创。”
周建平说，我们的目标飞行器也是一个小型的空间实验室。利用这个目标飞行器，我们可以去研制和验证空间站的一些技术，为未来空间站的研发打下比较好的基础。
正是中国航天人自主创新的艰辛探索，正是这一系列中国创造的新技术、新创造、新突破，一步步把中国人的飞天梦想变为现实。
插头“缩针”，座椅缓冲机构不稳定……面对一个个小故障，航天人像对待重大难题那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保证了载人航天工程的可靠、安全，万无一失
在某次神舟飞船发射任务准备过程中，曾经发生过一段小插曲。周建平说，这件事情至今让他和很多同事记忆犹新。
一个设备的插头在即将发射的前几天突然出现了“缩针”的现象。为了尽快查清问题，当时的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亲自赶到现场，要求技术人员把插头解剖开来查看。技术人员对这个“缩针”的插头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持有不同的观点，对此工程总指挥都认真仔细地一一听取了汇报和分析，直到对问题有准确、可靠和一致的结论。
“按常规来说这个小故障交给技术人员处理就可以了，可最后并没这么做。”周建平说，这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载人航天人对这份事业的高度责任心。
周建平说，直到现在他们还常常说到这件事情。虽说只是一个简单的插头，但体现了载人航天工程对高可靠、高质量的追求，也体现了载人航天人确保完成任务的决心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每个航天人的心中，责任、严谨、可靠、安全……始终是工作中的关键词。
神舟五号，杨利伟代表中华民族实现飞天梦想，任务准备过程中，技术人员发现飞船的座椅缓冲机构工作不够稳定。而飞船从太空返回时，一旦着陆缓冲发动机发生故障，座椅缓冲机构的不稳定就会影响到航天员能否安全着陆。“问题发现以后，我们紧急组织有关人员加班加点进行攻关研制，最终赶在发射前研制出了一个具有新的缓冲原理的缓冲机构，用它替换掉原有的旧机构，增强了可靠性。”
“这是故障情况下保障安全的一个装置，那么短的时间能把它重新研制出来，并完成试验和鉴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它真正体现出了载人航天技术人员高度追求‘安全第一’的态度和精神。”周建平说。
[ 责任编辑：吴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