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调查
在“举步可得天下药”的“药都”河北安国市,58岁的药商焦占军,却找不到一副有效的“药剂”,来治疗他“病变”的人生。
10年前,他曾是同仁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拥有两家药厂,年营业额千万元以上,开着全市最好的轿车,建了全市最气派的商务大楼。
但一切戛然而止。因为一纸最终被判决“适用法律错误”的税务稽查决定书,在此后10年,让焦占军的人生从鼎盛走向支离破碎——身陷囹圄,事业败溃,亲人离散。
多年的申诉上访之后,焦占军沉冤昭雪。在被宣判无罪的法庭上,他痛哭流涕,小儿子当庭跪下,给法官连磕三个响头。
但破碎的人生已然如长水东逝,不可逆转。如今的焦占军身患多疾,举债度日,住在仍被查封着的商务楼里,整日整日地翻捡着各种证据材料——他的战争还未停止,在他被羁押的两年多时间里,5个民事官司接踵而至且他全部败诉,因为资产被查封,甚至支付不起上诉的费用。
他想知道,谁应该为他蒙冤的10年埋单。
“适用法律错误”的百万罚单
安国市,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素以“天下第一药市”驰名中外。
生于1954年的焦占军,上世纪80年代在安国市政府机关当秘书,后调至药材管理局工作,1986年参与组建了安国中药材供销公司。
1999年5月,安国市中药材供销公司改制为民营的大仁药业有限公司,焦占军担任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他从当地中药材市场的药农手中收购中药材,初加工后供给北京同仁堂,再从同仁堂手中收取成药来销售。
此时,大仁药业已经发展成为拥有员工100多人的中药企业,是同仁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还在北京核心地带购买了一处四合院设立分公司,与一家大药企联合经营健都制药厂,有200多名员工,年营业额过千万元。
在安国市,焦占军建起当时全市最气派的商务大楼“天元大酒店”。为抒胸中霸气,他特地请来文化名人在一楼大厅题了一首《天元楼赋》:“陋室堪记,常忆先贤,挥剑唱风……且将天元作丛台,兴金樽,论横纵。”
2000年5月,焦占军还与泰国PP集团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拟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带购进土地,用于药材的种植与生产。
“那是我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2012年8月7日下午,在向《法制日报》记者回忆起曾经的辉煌时,焦占军不断地翻找出当年与几家大企业签署的合作协议,试图尽可能精准地描述出“事业鼎盛”的状态——而那样的状态,却愈加凸显了这个正在夕阳下忙乱翻捡材料的他的落魄。
而造成这两种状态转变的伏笔,恰恰埋藏在其事业巅峰期。
焦占军告诉《法制日报》记者,1997年年底,为了便于成药销售,安国市中药材供销公司在北京成立了中成药销售部,承包给北京人闫亚平经营。
2000年7月21日,河北省、市、县国税稽查局组成专案组对大仁药业公司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大仁药业在销售中成药时,从1998年到1999年期间以“大头小尾”的方式填开万元版增值税专用发票,即在填写四联销项发票(销售物品时开给客户的发票)时,把给购货方的二、三联如实填写,但把存根联和报税务局的记账联(一、四联)少记销项收入,虚假填开增值税发票179份,少计销售收入10790万余元。
而这其中176张发票都是闫亚平开的,另外3张无法查清开具人。安国市国税局以该销售额乘以税率,认定大仁药业偷税183万余元。但同时还查出,大仁药业同一时期多交增值税52809余元。
焦占军不以为然。“我们和闫亚平是承包关系,即使存在偷税行为,我最多负的也是领导责任。”他告诉记者。
2000年12月28日,安国市国税局以其认定的偷税额减去多交税款和已补交的20万元款项,出具了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大仁药业补交税款158万余元,并加收滞纳金127万余元。焦占军那辆象征身份的红旗轿车随后被扣押。
焦占军终于急了。他一纸诉状递至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状告安国市国税局不执行国家税法。但未及立案,这次起诉就被保定市国税局调解下来,红旗轿车被归还了。
“为什么他们不敢对簿公堂?因为他们没有执行国家税法,按照国家税法规定,增值税以商品增值部分乘以17%计算,而安国当地当时却有一条‘土税法’,即只要使用票据,不管是否增值,国税局和地税局都分别要收取票据数额1%的税款。”焦占军告诉记者,这也是闫亚平为何要开具“大头小尾”发票的原因,“增值税是逃不了的,要逃的是‘土税法’”。
在最后的判决里,国税局的这份处理决定书,被认定“适用法律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