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会址
20世纪80年代之前，关于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竟有20多种不同的说法:苏联B·H·库秋莫夫等说是1921年6月，张国焘、李达等说是7月1日，马林、周佛海说是7月，陈公博说是7月20日，陈潭秋说是7月底，台湾的郭华伦说是7月27日……
1978年，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倡议编写一套多卷本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不久，在解放军后勤学院(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前身)从事中共党史教学的教师邵维正接到通知，从解放军后勤学院临时借调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编写组。
邵维正承担的任务是起草党的一大这部分书稿。他对浩如烟海的史料进行梳理，按写作时间、刊载日期、作者姓名、发表出处和开会、闭幕日期的不同说法等，对25种既类似又有不同的意见排列出一大日期研究提要表。
1979年4月，邵维正开始了对中共一大的考证工作。
访问亲历者包惠僧
当时在世的一大亲历者有包惠僧、刘仁静和王会悟，他们都是80岁左右的老人，而且身体欠佳，对他们访问带有抢救活资料的性质。访问包惠僧不算太困难，他当时任国务院参事，住在西便门机关宿舍，对来访者热情而健谈，虽然已是85岁高龄，谈起往事滔滔不绝。
“我多次访问过他，交谈内容十分广泛，从他的青年时代、建党前后的活动直到晚年如何从澳门回到北京等等。去的次数多了，他记住了我的名字，进入他的家门，包老就幽默地说:‘老朋友又来了，今天谈什么话题？’我最后一次访问是在6月20日，当时他精神还挺好，不料12天以后，他内脏血管突然破裂，来不及抢救，与世长辞了。”邵维正说。
对包惠僧老人的多次访问收获不小，搜集到的有些内容直接用到了考证材料上，其中许多细节增加了邵维正对建党活动的感性知识。
访问亲历者刘仁静
为了寻访刘仁静，邵维正费尽了周折。好不容易找到刘仁静在北京白云路的新居时，老人沉默寡言，十分拘谨，对邵维正提的几个问题都是一句同样的回答:“年龄大了，记不清了。”
对此，邵维正冷静想了想，又觉得可以理解——刘老一生坎坷，几度磨难，对人对事十分敏感，尤其是对涉及历史、政治方面的问题更是谨小慎微，这大概是他不愿开口的内在原因。
于是，邵维正一次又一次造访，从拉家常说起，与他夫人和儿子都熟悉了。逐渐，老人也受到感染，了解到邵维正真是为研究历史而没有别的目的，思想上戒备少了，开始说上一两句话。当邵维正问到“您是怎样从北京到上海去参加一大”时，刘仁静沉思片刻，冒出一句:“我记得好像先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后去的上海参加一大。”再细问动身和到达的日期，刘仁静又说“记不得了。”
就是这么难得开口的一句话，给邵维正提供了一个宝贵线索，他决心以此为突破口，追根溯源，举一反三。
寻找原始资料《少年中国》
回忆是重要的，但没有原始资料印证又往往是不可靠的。当得知当时有个《少年中国》杂志时，邵维正受到了鼓舞，接连跑了几天档案馆、图书馆、资料室，但都没有找到，原来这份刊物后来没有影印出版。最后，只有靠寻找留存的孤本原件了。
经过反复打听请教，跑了不少路，找了不少人，邵维正终于在一个图书馆的书库中找到了1921年出版的《少年中国》。邵维正一页一页地小心翻动着这本尘封了68年、纸张已经发黄的刊物，在该刊第3卷第2期找到了对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全过程的详细记载，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刘仁静于7月2日由北京到达南京。这次年会开了3天半，刘仁静有两次发言，而且在“会员消息”中记载:会后刘仁静赴沪。这与刘仁静的回忆相符，邵维正十分激动，认为刘仁静到上海只能是7月6日以后。
邵维正把刊物中刘仁静的活动记载以及他两次发言的原文摘抄一份，又一次访问他。料想不到自己68年前的发言记录又展现在眼前，刘仁静激动得两手发抖，借助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起来。刘仁静热泪盈眶，感慨万千，也引发了许多回忆，话开始多起来。
邵维正说:“随后的几次访问，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他不仅谈了建党前后的情况，还详细说起自己在苏联的经历、到土耳其去见托洛茨基的过程，留下了不少难得的活史料。我建议他写些回忆，把亲历的事情作为历史见证留存下来。一提到写回忆，刘老又有顾虑了。我反复向他介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思想路线，希望老一辈对历史负责，把经历留给后代。几个月后，刘老终于写了一篇《一大琐忆》，经我推荐收入到知识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一大回忆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