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尤小姐因摔伤到北京一家公立医院看骨科。拿着医生处方去划价，需缴费用799元。
“摔个跟头值八百？”她查看费用明细：挂号费仅4．5元，拍X光片100多元，其余600多元全是药费。开出的药，大部分是昂贵的进口止疼药。
“看病贵”问题已呼吁多年，为何仍未能有效解决？医疗费用中药品到底占了多大比例？药品利润究竟流向了何处？公立医院改革斩断医药利益链需要开出怎样一张“处方”？
“医”为何要靠“药”来补
我国对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实行“顺加15％的差价率作价”的药品加成政策，始于1954年。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药品加成政策并未造成不良影响，因为当时医务人员工资由财政全额负担，他们的收入和医院收入没有直接关联，医院没有分配收入的权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80年代后期，公立医疗机构以药补医弊端逐步显现，当前其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多年来，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相对不足，以2008年为例，财政直接补助只占公立医院收入的7％；同时，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长期低于成本。改革开放以后，公立医疗机构对药品加成的依赖逐步增强。
医院可以名正言顺地赚到15％的药品差价，而一些有处方权的医生可以私下从“医药代表”手中拿到回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一些医院对门诊每月要开出多少钱的处方有明确要求，还要考核绩效。要不然，医院建设、人员奖金等钱从哪来？”
“我受药企资助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我承认这可能影响到我的处方。”一位医生说，“没办法，我们的医院科研经费有限，无法提供这笔费用。”
“以药补医”滋生“以药腐医”
“我国公立医院的建设、发展及医务人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靠药品加成解决，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有的。”卫生部部长陈竺说，“以药补医”机制还逐步滋生出“以药腐医”机制，损害了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形象。
一位“医药代表”讲述了他的“攻关路径”：在医院药事委员会开会前，先“搞定”药剂科，然后找医生填单，再拜访几位药事委员会成员。 “打通关系当然靠礼品和红包。”他说。
当前，“以药补医”已经成为“看病贵”的重要成因。李玲说，医院和医生收入与药品收入直接挂钩，直接刺激医院卖贵药、用贵药，催生大处方现象。一些医院药品费用占医疗总费用的比重达到50％，远高于发达国家的10％—20％；另一方面，“以药补医”易导致药物不合理使用，影响医疗质量，恶化了医患关系。
“‘以药补医’还影响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导致医药企业反常的价格行为，加剧了药品回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李玲说。
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已成为深化医改的必然要求。陈竺指出，如果“以药补医”得不到彻底革除，群众医药费用的负担就难以减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