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
6岁的梁振英
在英国留学时
1988年4月28日，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一稿傍晚在北京获通过，梁振英工作到深夜。
在香港一场慈善表演会上，当模特儿从T形台退场后，主持人提议场中名人客串一下，为慈善晚会渲染气氛。香港特区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煞有介事地上台，迈起了“猫步”……这是梁振英？电视机前有观众不相信。在一些人眼中，梁振英是不苟言笑的“刻板”类型——笔直的身板，笔挺的西服，白色衬衣一尘不染，袖口的金属扣十分抢眼——甚至有些高高在上的冷淡。
不过，接触过或者熟悉梁振英的人大多认为，梁振英有真性情。
普通家庭走出来的成功人士
在香港，市民最推崇的是这样一类人：出身贫寒、勤奋努力、专业人士、事业有成。所谓“狮子山下的精神”，就是从底层起步打拼的精神。梁振英就属于这类人。
梁振英出生于一个警察家庭，父亲薪金每月只有300多港元，养一家5口人难免捉襟见肘。为节省车钱，梁振英步行个把小时上学；吃不起学校的伙食，回家吃午饭。按规定，警察退休必须搬出警察宿舍，而退休警察不得申请公屋。为了贴补家用，更为了将来能有居住之所，家里去胶花厂领胶花和玩具物料回家加工。当时梁振英9岁，除了上学，其他时间要么背着几十斤重的材料往返，要么与家人一起做胶花，每月挣取300多港元。“一直做了三四年，家里生活得以改善，并买了住房，我们终于熬过了做胶花的日子。”这时，梁振英已进入英皇书院读初中。
“记得最后一次交完塑料花后，母亲将送花的最后一个袋子放入箱子收藏起来，说是要留给孙子。”这是梁振英的第一堂人生课：不畏艰辛，自食其力。少年时的艰辛，也培育了他关注下层市民的情结。
1974年，梁振英赴英国留学。他每周到快餐店打工3个晚上，每次6个半小时，回到宿舍时往往是凌晨。为了省车费，每天上学靠两条腿走上十多公里的路。即使这样，他仍坚持每周日去教华侨子弟学中文，“为华侨的下一代留点中华文化的火种”。
197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梁振英从英国布里斯托理工学院毕业回港。
家是香港
《家是香港》，是梁振英第一本书的书名。当年有机构欲留梁振英在英国，但梁振英还是决定回到生他养他的香港，他说，父母年事已高，要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
1977年，梁振英获聘香港一家英资企业，并成为该企业200年来最年轻的合伙人。1988年，梁振英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93年，梁振英测量师行成立，2006年，梁振英测量师行与在英国上市的戴德梁行换股，梁振英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亚太区主席。
上世纪80年代初，中英开启香港问题谈判，香港人心一度不稳，大批专业人士外流，梁振英深感不安。他知道，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一是不能乱，二是要有一大批专业人才。自此，这位专业人士开始关注政治问题并投身到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进程中。梁振英先后出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及秘书长，收集大量港人的意见和建议，为基本法的顺利起草作出了贡献。
1993年7月，梁振英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政务小组港方组长，率先提出研究第一届立法会具体产生办法的建议，在终审法院、公务员留用及法律适用性等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96年，42岁的梁振英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43岁的梁振英成为特区行政会议年轻的成员。“参与回归的全过程，收获国家和平统一的阶段性成果，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最难忘的经历。”梁振英不无自豪。
梁振英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去我们说家在香港，只是把香港视作安身之所而已；今天我说‘家是香港’，是想吁请大家把整个香港视为家，把700万香港人视同家人。”
香港西北部的天水围，是“贫穷”的代名词。2007年，一位母亲不堪贫困，将自己两个孩子抛出楼外，然后自己跳楼身亡。每每谈起天水围，梁振英就要落泪。早在2006年，梁振英就多次前去天水围实地了解，到学校去与老师、校长交流。
2007年，以梁振英为主席的香港专业联盟决定，安排天水围社区的200名中五学生，于2008年暑假前去各大专业事务所“实习”两周，由专业联盟和各事务所提供车马费和膳费，让学生们开阔眼界，同时给他们上好“人际关系”这一课——调查显示，天水围等地贫困家庭的孩子，处理人际关系有一定困难。
在香港，迄今有大约95万人处于贫困状态。为了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梁振英在各个场合呼吁大家重视香港的贫富差别，提高基层工资。他身体力行，首先将自己公司员工的最低工资上调到8000港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