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养老院内一名老人去世，院方特意安排灵车从小门进出。
养老院的走廊内，一名老人拉着护工的手。
3月22日，大兴一家民办养老院内，护工正在给不能自理的老人喂饭。
居家养老有困难，社区养老指望不上，老人只能去养老院。
“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下，把老人送到养老院，对于很多家庭是“最后的”选择，甚至会被认为是“不孝”。
但多名专家认为，随着社会老龄化、高龄化、空巢化和病残化的迅速发展，将使得越来越多的老人住进养老院。从减少孤独、增加安全、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看，老人特别是失能老人，住养老院可能是最合适的地方，“但问题是大多数养老院的服务品质不高。”
记者暗访北京多家公办、民办养老院，体验老人真实的生活和需要。文章隐去了养老院的名字，是想力图反映整个行业的问题，而非针对某家养老机构。
“养老院里，有的痴呆、神志不清，有的脾气暴躁、大喊大叫，有的骂骂咧咧、出口伤人。几个人住一间房，赶上一个这样的夜里很难入睡。床上连拉带尿的屡见不鲜，遇上吃饭也照拉不误。你吃你的，他拉他的。这样的环境里，一定要具备相当强的承受力、忍耐力。”
刚进养老院时，任飞（化名）用变形的手，颤抖地捏着笔头，在日记本上写下上面的文字。
“混住”的养老院里常见“死亡”
三环内的一家公办养老院里，68岁的任飞属于年轻一代。
曾是银行职员的他，45岁时的一场意外导致截瘫，“提前进入了养老院。”
最初的几个月，他感到强烈的不习惯。
一道上锁的铁门内，100多位老人和二十几个工作人员，组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
由于床位紧张，每个房间都尽可能地增加床位，能自理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混住是常态。任飞所住的套间内，里屋4个老人，外屋3个老人，负责照顾他们的护工只能睡在沙发上。
两年下来，他习惯了同屋老人不分时间和场合大小便，习惯了深夜里老人们因病痛发出的喊叫声，习惯了常年咳嗽的老人咳了半天又把痰咽回肚子的声音。
大兴一家民办养老院里，看着同屋邻床上插满导管的老太太，80岁的陈桂英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恐惧，特别是深夜走廊里回荡着各种痛苦呻吟声的时候。
记者调查北京百余家养老院，普遍存在自理和不能自理老人混住情况。
多家养老院负责人称，分区居住护理对一般养老院的财力和人力都成问题，“根本达不到一福（北京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水平”。这家自理的老人和不能自理的老人分开居住的养老院，现排号7000人，普通老人要等10年才能入住。
在混住的条件下，养老院的老人还需要习惯另外一件事：面对死亡。
任飞已不敏感这个词，说起时他面无表情，瞅了瞅自己睡的床，床上已死过两个老人。他的视线移到里屋，几个月前，里屋有个老爷子突然犯病，急救车和家属赶到时，“人已经断了气”。
住养老院两年里，二十几个老人相继去世，任飞已经对担架进进出出的场面熟视无睹，“早就习惯了”。
3月22日，大兴一家民办养老院内，一位老人去世后，院方特意安排拉遗体的灵车从后面的小门进出，“尽量不让其他老人看到”。
院方负责人说，养老院里都是老弱病残，每年去世十几个人，“很平常”。
在养老院，对于逝者的纪念，是一种简单的方式。
健在老人们至少会有一次这样的对话：
哪个房间的谁没了。
哦，怪不得老不见他。
养老院里没医生老人天天怕
相比任飞的淡定，81岁的陈桂英很害怕。
患有严重糖尿病和心脏病的她，住了3年养老院，晕倒过3次，两次被送去急救。
她所住养老院的医疗室没有医生，只有两名“90后”的护士，除了注射和简单的护理常识，对于老人各种常见病，并没有太多了解。
陈桂英每天都在担心，怕自己哪天晕过去再也醒不过来，怕下一个抬出养老院的人是自己。她说，如果老人突然发病或病情严重，“急救车还没拐进胡同，人可能就不行了”。
这家养老院的副院长坦言，对于民办养老院而言，能设医疗室已很不容易，“根本招不到医生。”这种情况下，养老院能做的只是仔细观察老人，“一有问题赶紧联系家属”。
住在公办养老院，75岁的牛正立时刻随身挂着尿袋。患有严重肾病的他也盼着养老院能有医生，“我就能少受点罪”。每天晚上，护工会把接尿器草草地绑在他身上，“很不舒服”。有时候感冒了，养老院的护士只告诉他不要出门，“多盖一床被子就行了”。
北京400余家养老院中，记者调查发现，由于医疗条件达不到，不少养老院拒收不能自理的老人。而一些接纳不能自理老人的养老院也往往和亲属签协议声明，如果老人病危，亲属必须接走。
据2011年北京市政协调研数据，北京七成养老机构无医疗服务，而全市患有各种疾病的老人超过96%。
朝阳一家民办养老院的老人比较幸运，因为有郭俊这个“好人”。
郭俊退休前是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心血管病专家。退休后，她开着奥迪来送母亲到这家养老院。眼前的医疗条件让她很吃惊，200名老人的养老院里，只有一个学中医的小姑娘，且对急救知识一无所知。
之后，医院的郭主任变成养老院的郭大夫。没有医务室，筹建医务室，没有医保（老人用医保在养老院吃药看病），联系医保。
两年中，至少10位老人被从死亡线拉回。在家属和120赶到前，郭大夫一次次延续着老人们对生的留恋。
郭俊希望更多医生能走进养老院，但刚毕业的医科院校的学生都不愿来，“更别说有经验的医生”。郭俊还想过发动退休的医生，自己曾经的一名同事看过养老院的情况，离开后给她打电话，“你怎么能待得下去啊？我宁可去幼儿园看孩子，最起码看到的是希望。”
护工喂老人饭“两秒一勺”
85岁的张淑娥，住在昌平一家民办养老院内，她不喜欢自己的护工。
护工姓薛，一个45岁的妇女，带着浓重的甘肃口音，负责照料7个老人。
每天早上六点，薛护工先是给不能自理的老人洗脸，活动身子。然后，拎起一个装满饭盒的大箱子，去食堂打7个老人的早餐。
3月16日，早餐是花卷和米粥，张淑娥能自己吃饭，而临床的老太太吞咽困难。
薛护工把花卷和米粥一起倒入榨汁机里打碎，然后用不带针头的大号针管慢慢地推到老太太嘴里。情况不好的时候，需要在老太太的鼻子里插根管子，直接注射进去。
还有5个不能自理的老人，虽然不用吃流食，但需要薛护工一勺一勺喂饭。
从打饭、发饭到喂流食、喂饭，再到刷好碗筷，薛护工只用30分钟，因为老人们开饭与护工们开饭，相差半小时。
每天三餐，均是如此。
那些被喂饭的老人，大都嘴不能说，手不能动，吃饭的速度全由护工掌控。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张淑娥等能自理的老人为他们抱不平，“护工两秒钟一大勺，不带间断地喂，老人能受得了吗？”
记者卧底这家养老院调查，护工与老人比例为1：7，护工几乎没有专门培训，甚至有的人连字都不认识。
为准备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星级评定，这家养老院最近也给护工发了培训材料，几名护工不识字只能让别人完成作业。记者在老人房间暗访时，一名护工拿着药瓶问记者，“我不认识字，帮忙看看是不是降血压的药，每次吃多少？”还有一名护工让老人站着挤开塞露。
护工难招下的入职标准和培训
虽然不喜欢，但张淑娥不敢得罪护工，“都是同乡出来打工，得罪一个就得罪一群”。
不过，在任飞的日记中，他替护工抱不平，“有些老人有时会无理取闹、刁难护工，不在乎别人的尊严。”
护工也在抱怨，赚的钱少，干的活累，“给人端屎端尿，说出去难听”。
薛护工每月2200元工资，管吃管住。她说，这些钱寄回家里，是孩子们的学费，是新房子的砖，是父母治病的药，“活儿是脏点儿累点儿，但我得坚持。”
不是所有人都能坚持下来，一个星期内，薛的两位同乡辞职回家了。“说干不下去。”薛说，一个干了一个月，另一个干了三个月。
走了两个，这个养老院人手更加紧张，招护工根本不用考察素质和技能，只要愿来就能留下。“一开始不敢让他们干太重的活，怕吓跑他们。”养老院的负责人说。
记者调查北京百余家养老院，护工和老人（包括自理和不能自理）比例普遍在1：7以上，甚至还有一比十几的。
“养老院招护工是难上加难，其他行业挑剩的都不愿来。”多家养老院的负责人认为，除了工资低、干活累外，这个行业“没出息、没出路”也是难招护工的原因，“一般多是从穷苦的地方来京的外地人干这活。”
《济南市养老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养老服务机构要实行分级照顾护理，护理人员与入住人员（能自理、半自理、不能自理、特殊护理）的比例分别是：1∶7、1∶5、1∶3、1∶1。昨日，北京市民政局相关人员表示，北京暂无明确的规定，民政部也无统一规定。“没强制规定，谁（养老院）也不会自找麻烦。”一家养老院负责人说。
事实上，国家出台的《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对护工的要求、培训、考评、职级等都有明确规定。但北京多家养老院负责人坦言，“人都招不上来，还谈什么标准和培训”。
养老院里的孤独“会传染加剧”
任飞的日记本上，有一页用彩色笔写了一个大大的“忍”字。
他说，在养老院里最难忍耐的是孤独，它会传染，让人绝望。日记中写道：孤独会让我想起故去的父母、亲人，甚至还会产生一种莫名奇妙的想法――去陪伴他们。
他不愿出屋门，不知道跟院里的老人说什么，“都两年了，能说的都说完了”。
张淑娥也不愿去院子逛，虽然在养老院，她算是腿脚利落的人。她说懒得碰到“老邻居”（曾住一个房间），那个老太太患有老年痴呆症，一口咬定张淑娥偷了她很多东西。
她很渴望跟别人说自己以前的事，母亲早逝，跟着后妈受苦，困难年代拉扯起5个孩子……
但她不喜欢成群结队来养老院的志愿者，来时对老人很热情，临走时会说“下次再来看您”，很少有人会第二次来。
“不是说志愿者不好。”养老院的负责人说，老人跟孩子一样，对什么都当真，对什么都上心，“现在养老院对志愿者也很谨慎，弄不好还花大力气安抚老人。”
自己的儿女来探望，是所有老人都开心的。
记者探访多家养老院，走廊里响起脚步声时，总会有几个老人同时撩开门帘，探出头来。
哪位老人有家人来看，总能引起一番羡慕。此时把孩子带来的水果分给同屋的老人，更像是一种炫耀。
女儿已经两个月没来了，81岁的陈桂英坐不住了。
很少出门的她颤巍巍地穿过院子来到养老院办公室，径直走向通往街上的小门，但已没了拧开把手的力气。
工作人员急忙上前搀扶，陈桂英问“我女儿什么时候来？”被搀回屋子的路上，陈桂英不住地回头。20分钟后，她再次颤巍巍地来到办公室，向工作人员哀求“要不你们给我女儿打个电话，让她来看看我吧。”
更多时候，屋里开着电视，陈桂英背对着电视望着窗外。窗外院子里，靠近墙根儿的地方散落着几排靠椅，100多人的养老院，几乎总是那十几个老人坐在那里。
太阳在东边就坐在东墙，转到西边就跟坐到西墙。如此往复，一天一天，老人之间很少说话。
共同的话题在下午三点钟左右出现，送报纸的投递员隔着铁门扔来当天的报纸，院子里的老人会争着询问捡报纸的门卫：
明天天气好吗？
■ 求解
对于养老院大多存在的混住情况、护工短缺、医疗缺位和心理孤独等现状，记者采访了北京市民政相关人士和研究养老的专家。
【混住问题】
“政府应按健康状态补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姚远认为，国际上普遍做法是，老人住养老院按照能自理、不能自理分得非常详细，很少有混居的情况。造成养老机构混居的原因在于，养老机构特别是民办养老机构，在土地、资金、人员、建设等多方压力下，首先要考虑的是生存，即收取老人费用。其次就是政策的落实问题，我国已有入住养老机构老人的评定标准，但这一标准并未严格执行。
他认为，政府首先需要调整对养老机构的资助方式，比如改现在按床位补贴的方式为按照老人的健康状况实行补贴，增加失能老人床位的补贴力度。
此前，北京市民政部门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将加大养老院地方标准的制定、修订力度。
【护工问题】
北京今年培训1000人次
对于养老院护工短缺，长期关注养老问题的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目前我国机构养老的专业化人才相当缺乏，没有形成职业化发展模式。养老机构中直接照顾老人的一线护理人员存在着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女多男少）、专业教育背景和训练不足等现状，直接影响对老年人的照顾，也制约着养老机构的发展。政府部门需要有相关的行业职业规划，一些专业学校应在此方面加强人才培养。
北京市民政部门相关人士表示，去年，实施养老机构院长全员培训，培训养老护理员1100人次，超过往年护理量一倍以上，今年完成1000人次的养老护理员培训任务。按照北京市“十二五”时期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到2015年万名老年人拥有护理员数（人），从2010年的15个增长到50个。
【医疗问题】
养老院应与医疗机构合作
针对养老院缺乏医疗室和医生，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认为，养老机构多是民政系统和社会资本兴办的，多以“养老”为主，缺乏疾病防治功能，这已影响到一些养老机构的运行。今后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由于高龄化和残疾化，特别需要医养护理，浅表的养老需求是“物质养老”，深层的养老需求则是“医护养老”。为此养老院要与有资质的医院和医生联合使自己具备医养的功能。
北京市卫生局曾建议，对于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应按照设置标准设置医务室。对于护养型养老机构，可与医疗机构中的“护理院”实现资源与功能共享。
此外，市卫生局还建议整合医院、养老护理员的培训和资格认证，统筹管理护理院和养老院中的护理员。
【孤独问题】
家人关怀对老人最重要
面对养老院孤独的老人，北京市民政部门相关人士表示，“十二五”期间，北京万名老年人拥有心理辅导员数（人）将从15人增加20人。
穆光宗认为，养老机构要追求“品质养老”，小到提供可口的饮食，中到提供个性化的医养服务，大到提供多样化的精神关怀。最后在精神归属上，要实现“机构养老人文化”。“文化养老”关注老年人的物质、心灵、情感和精神需求，国外称之为身-心-灵的需求，可以更好地实现老有所乐、老有善终。同时，家庭对于老人的精神赡养功能是养老机构所不能替代的。配偶、儿女、孙辈和亲戚朋友的探望和嘘寒问暖对于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的身心健康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儿女多来看看，哪怕多打打电话，对于老人都比灵丹妙药管用。”北京多家养老院的负责人坦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