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两会已经过半，不少代表、委员的议案、提案已经在媒介中获得了大量表达，对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来说，开两会是这十几天的一个特殊角色，他们是名人，是忙人，这份人民代表人民委员的角色又该怎么承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关注。
接过记者手里的矿泉水，杨澜迅速喝下了大半，两会期间密集的活动为她稍有沙哑的声音找到了理由。做主持人，经营公司，办活动，杨澜的职业角色很复杂，做了8年政协委员，她已经有自己的心得。
杨澜：做政协委员这八年，我的提案会越写越具体，因为写得越具体，它越容易让执行的部门给你明确的反馈，这件事能做还是不能做，不一定要用大和小来衡量一个提案品质的高低。但是，委员们的确需要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记者：可能大家对委员、代表的宽容度应该更大？心态更平和一些来看待他们？
杨澜：那我倒不这么看，我觉得这种压力是好的压力，对比几年前，现在的代表、委员在写提案的时候压力比过去大，我觉得这是好事儿。既然国家拿出钱来让你们聚在一起，开了这十几天的会，你们应该拿出一点好的意见。
杨澜今年的提案关于“流动青少年的职业教育规划”，她说所关注的这部分群体是已经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但尚未投入工作的年轻人，他们身上的职业教育与和人生教育往往缺失。
杨澜：我觉得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不仅在于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也在于基层的劳动者，他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技能，他们是不是也能有一定的职业规划，其实也是这个国家竞争力的很重要的部分。另外，国家给予职业教育的一些补贴，这些流动青少年也享受不到。其实，在14岁到16岁之间，需要一个很好的在教育上的投入。
记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可能因为它现在的确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存在着。
杨澜：对。
记者：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学业中止了的孩子谈“职业规划”，可能恰恰是挺奢侈的事儿，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推动一个这样的提案去前进，可能会遇到一定阻力和障碍？
杨澜：我恰恰不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实行的提案。我在提案当中提到了具体的三点建议，第一，在流动青少年、打工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应该在初二、初三年级就开始所谓职业生涯培训课程。第二，希望他们能够部分或全额享受国家对职业教育的一些补贴。第三，其实政府完全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让公益机构去做这件事，不必都揽在自己身上。
记者：可能只是需要给他们搭建一个桥梁？
杨澜：没错。
作为政协委员，杨澜也说，自己初上两会是写了不少庞大话题的提案，现在看来都不太切实，两年前，她和一批政协女委员一起，提出联名提案，建议实行弹性化的女性退休年龄。这个话题今年在两会中再次得到热议，杨澜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
杨澜：其实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上下的时候，正是工作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处于中高层管理阶层的人，更是非常宝贵的。
在这个问题上，她特别为一些管理阶层的女性鸣不平。
杨澜：我觉得根据某种不同的领域的确可以实行某种弹性化的过渡。那些以智力劳动为主的，那些以智力劳动为主的，还有企事业单位，女性是否可以弹性选择自己的退休年龄。
在两会的女性代表、委员当中，杨澜的出现总能抢得关注的镜头，有媒体给她的照片起标题说“忙碌不失风采”，而杨澜自己说，今年开会，关于“幸福”的探讨让她更想表达。
杨澜：幸福是一个水涨船高的过程，我想整个社会我们不断地去培养一种能力，去了解老百姓想些什么，然后怎么样让一个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公平，让环境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幸福应该有社会和个人这两个层面让我们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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