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称微博“正效应”凸显：记录感动传递温暖

　　两三年间，微博这种“自媒体”从无到有，风生水起。

　　今年3月，国内最大的两家微博运营商宣布：其用户总数分别突破一个亿。在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公众如何把握手中权利，为社会传递积极力量，已成为微博发展中亟须面对的议题。

　　近年来，与微博相关的新闻事件层出不穷，其中不乏令人感动的瞬间。

　　2011年春节期间，由中国社科院学者于建嵘教授所发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微博，得到了网友的普遍关注，近100万名网友加入了此次“微博打拐”的行列。网民的关注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舆论传播力量，并吸引了多家传统媒体跟进。

　　“在此次事件中，全国各地的网友们自发展开打拐行动。虽然民间力量仍显得较为分散而非专业，但通过微博的凝聚力，这股力量与公安部门、媒体、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多方力量‘汇合’，对整个事态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

　　除此之外，在日本大地震中，微博之力也不容小觑。

　　2011年3月11日13时46分，日本发生里氏9.0级地震。微博成为第一时间发出声音的媒体。通过某微博网站，由东京发出的消息数量曾一度达到每分钟1200条。

　　“由于最初发布的许多信息是未经核实的，一部分微博用户又自觉承担起了揭露不实信息的责任。”竹立家说，“比如，在地震发生当天核电站并未爆炸，但却传出了所谓‘日本核电站发生爆炸’的视频，并被大量转发。随即就有网友指出，这其实是日本某地一炼油厂的爆炸视频，谣言顿时被击破。”

　　随后，在大地震发生次日，中国国际救援队也通过微博第一时间确认其赴日救援的消息。之后的5天内，该微博共发布300余条信息，给关心救援行动的公众吃了一颗“定心丸”。“在之后的抢盐风潮中，诸多微博用户也通过不断转发有关‘中国食盐库存充足’和‘盲目补碘无助于防辐射’的消息，与传统媒体‘合力’辟谣。”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昌凤说。

　　对于微博带来的“正效应”，来自内蒙古包头市的退休教师王江深有体会。

　　2007年，因为双上肢及左下肢残疾，王江提前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教师岗位。“这几年来，一个人呆在家里，我经历过很多次心情沮丧、失落的时候。”他说。

　　2011年5月，在朋友的鼓励下，王江开通了个人微博。“我的本意只是想通过微博打发时间。在浏览很多公众人物的主页时，我无意中看到了张海迪大姐的界面，便对她加了‘关注’，并多次给她留言、倾诉生活中的不便和痛苦。”他说。

　　让王江意外的是，5月27日，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张海迪的回信。“在回信中，她一再鼓励我要快乐地生活。她告诉我说‘对于病痛和困难，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去克服。健康人也会有巨大痛苦。所以我们要好好活着，并让生命有意义。’几个月来，她不厌其烦地开导我，对我的鼓励很大。”

　　对此，张海迪坦言，“我写博客六年了。每当看到那么多朋友关注自己并给予问候，我总会非常感动。今天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更需要温暖的友谊，心灵的关怀。我认为微博是生活的另一扇窗口。在中国残联工作，我很重视微博里的一些残疾人的声音。我们要努力把残疾人工作做好，让残疾人兄弟姐妹看到未来的光亮。微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渠道之一。”张海迪说。

　　“在微博这个扁平化的世界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拥有了更多可能。在这个事例中，如果没有微博，他们的人生可能不会有任何交集。这也是微博所带来的积极效应之一。”竹立家说。

　　“由于微博具有的‘核裂变’式的传播效果，我们更应当关注如何将这股‘能量’转化为‘正效应’。事实上，近年来我国诸多部门、行业都已逐渐跟上微博发展的步伐，良性互动日渐增多。在微博领域真相和谣言的多次角力中，我们曾多次目睹理性用户和负责任的经营者击破谣言的情况。我们期望微博世界能出现更多令人感动的美好瞬间。”中国互联网协会秘书长助理石现升说。

　　微博的积极效应在政务公开中也有所展现。据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3月20日，全国范围共有实名认证的政务机构微博1708个，政府官员微博720个。

　　在“网络问政”日益受重视的情况下，诸多公众选择通过这一途径与政府机构、官员进行互动。以公安系统为例：2010年2月，广东省公安系统开设我国首批公安微博群，3个月内，粉丝总数便超过10万人，评论总数超过3万条；此后，“平安北京”党政机构和官员微博在新浪网开通，20天访问量即突破210万人次。

　　“通过网络这个开放式平台，公众得以将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表达出来。网络意见中存在各种声音，我们看到更多的批评和建议。民意得以多元化表达，是公民社会的良好开端。”张海迪说。

　　“目前，微博的发展还谈不上成熟。由于发布信息门槛较低、监管仍不够成熟，微博在推动社会事件良性发展的同时，也多次发生网民盲目追逐未经核实消息的事件。比如在‘金庸被去世’、‘出血性大肠杆菌入侵北京’等负面事件中，微博的使用者和经营者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竹立家说。

　　“网络传播的低门槛可能导致诸多问题的出现,这些都是社会管理中面临的新课题。这个140字的开放性平台决定了参与者的多样性，必然会出现言论的多样性。但无论如何，我们肯定微博存在的积极意义。这个公众交流的平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减压阀’的作用。”张海迪说。

　　“技术发展为公民行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见证了公民意识成长。但我们仍需要时间学会善用手中的‘麦克风’。”石现升说。(记者 骆沙 实习生 赵鲁倩)

新闻中心 两岸 社会 国际　台湾频道

[责任编辑：芮益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