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陆家嘴的摩天大楼里，田舒怡回忆起半年前去纽约“扫货”的经历兴奋依然。美国人为了迎接她们的到来，专门让帝国大厦亮起了象征中国的红黄灯光。然而，与她的办公室隔江相望的黄浦公园，一百多年前被西方列强圈占时，门前曾竖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对于先辈们在自家门口经历的屈辱，田舒怡已无法感同身受。在纽约，她感受到的是“宾至如归”——中文的标识、说普通话的导购、中国银联卡的POS机，还有市政府官员亲临迎候。
西方发达国家今天对待中国人的态度与百年前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改变的背后不仅是因为田舒怡所在的旅行团高达600万美元的购买力，更是因为一个崛起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逐步告别贫穷、走向富强；中国人告别凌辱、重获自由、赢得尊重。
“强盛并不意味着强权。虽然之前尚没有哪一个大国靠走和平道路实现崛起的梦想，然而，世情总是在不断进步发展，中共力争通过开放、改革和更加自信的心态向世界证明，和平崛起并非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说。
放眼历史长河，几乎所有西方大国的崛起都隐含着战争的基因。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桶金”无不是依靠侵略扩张、对外掠夺资源来掘得。而中国的发展从来都是立足于自身。如今，中共正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寻求与世界和谐相处。
尽管如此，和中华民族跌宕起伏的命运一样，中共引领下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经历了百转千回。
中国曾是一个久经贫穷落后、四分五裂的弱国。二战结束时，国民党掌权的中国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跻身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中。
“中国通过入常，从形式上确立了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却不具备大国的实力。可以说是有名无实。”倪峰说。
在倪峰看来，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确立了中国的强国地位。后来中国经历了从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到中苏关系破裂，再到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建交所产生的一系列的连锁效应，中国的国际地位才取得了重大突破。
但是，光有政治上的变化而没有经济实力的支撑，中国距离一个真正的强国还很远。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民党留给共产党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当时的西方观察家曾预言：共产党打仗100分，政治80分，搞经济要吃“鸭蛋”。
中共一直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在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弯路之后，中国从1978年起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逐渐形成了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让市场发挥基础作用，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中国国别副主任拿破仑·那华看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让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大秘诀。“前者让土地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使数亿农民的收入有了保障；后者让中国成为外向型发展的制造业大国。这是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的创新。”他说。
中国经济从此走上了腾飞的道路，在此后的30多年里保持了年均超过9%的增长。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从1978年的区区3600亿元增至接近40万亿元。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果断出台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和银行资本保持了8%以上的增长率先实现复苏，成为拉动全球复苏的最重要引擎。危机中，中国的国际地位不降反升。
中国在克服自身困难的同时，还力所能及地与别国同舟共济、共克时艰。中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稳定，努力为世界创造市场需求，主要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不降反增；在一些欧洲国家深陷主权债务危机时，中国与希腊签订一揽子合作协议、与濒临破产的冰岛政府签订货币互换协议。
中国因此在国际经济金融机构治理中赢得了更多话语权。去年中国跃升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今年IMF也大幅提高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
同时，中国人开始进入被西方人垄断的国际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2008年2月，林毅夫成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本月13日，IMF总裁拉加德提名朱民担任IMF副总裁，朱民与一批中国精英也已经在国际经济金融界具备了重要的影响力。
不仅在国际经济金融机构，在一些其他国际组织的领导岗位上也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比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以及中国首位跻身WTO最高裁决机构的法官的张月姣。
“今天的中国在许多国际政治安全、维和、人道主义救援行动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外交往的扩大和对主流国际体系的深度参与，增进了中国与外界的沟通与了解，丰富了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经验，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倪峰说。
迄今为止，中国已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在联合国改革、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全球气候谈判等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军队多次参加在波黑、阿富汗、苏丹、利比里亚、海地等地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还是世界第三大向贫穷国家提供食物援助的国家；免除了50个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对华债务总额达256亿元人民币；自2008年底，中国海军派遣海军舰艇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保护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人员、船舶的安全。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不断上升，中国政府正在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促进人类的发展，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那华说。
虽然中国奉行的“与人为善、与邻为伴”的原则从未改变，然而，在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同时，一些国家在冷战思维的影响下对中国的崛起表现出了不安和责难。
“中国独秀论”、“中国傲慢论”轮番上演；施压人民币升值始终保持高压态势；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已成为贸易救济措施的最大受害国；中国企业“走出去”却屡遭保护主义的大棒；在非洲开发市场、援建基础设施，却被贴上了“新殖民主义”的标签。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表示，各国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同诉求和冲突很正常，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和合作解决冲突才是正途。
“中国的战略意图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深不可测，中国的发展是光明磊落的和平发展。”他说。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年初在回答中国是否会改变“韬光养晦”方针的问题时说，不存在中国国力比过去强了一点儿，中国就要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这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况且中国国力与美国比还有很大差距。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重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来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积极力量。为人类作出应有贡献，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就作出的庄严承诺。我们将坚持不懈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自己的努力，争取对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倪峰说，如今，中共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更加客观，对形势的判断更加准确，“和平发展”的理念更加务实。
他认为，作为大国行列中的后来者，中国在如何处理与世界关系上仍然经验不足。要形成完整有效的方法还需要很长的磨合期。实现“和平发展”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为了探索更好与世界沟通之道，中共正在打造文化软实力。7年前，海外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首尔成立，如今已在101个国家和地区扎根，吸收了50万名学员。尽管汉语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汉语热”还是逐渐在全球蔓延开来。
“文化的沟通和认同是一个更加困难的过程，现在只是一个开始。中共已经认识到必要性，并将稳步推进下去。”倪峰说。 (记者 刘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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