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劳动力常年离乡致农村“熟人社会”悄然变化

　　近年来，随着大量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费孝通先生所称的农村“熟人社会”已悄然发生变化——

　　“无主体熟人社会”：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费孝通先生曾把中国农村称为“熟人社会”，然而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量农村劳动力常年离土离乡，农村日趋“空心化”，农村的“熟人社会”形态已悄然发生变化。乡村虽然还是聚居社区，邻里之间虽然还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熟人，但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乡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长年的异地化生活，已导致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运作有异于“熟人社会”的逻辑，或者说已日渐呈现出帕森斯所谓的“病态”。我把此“病态”的熟人社会(即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具有以下若干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特征：

　　第一，舆论失灵。“熟人社会”的行为方式首先有赖于道德舆论压力。舆论压力的形成，又有赖于一定数量的生活共同体成员在口头传播中的舆论放大效应，只有“一传十，十传百”，才会产生“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如果舆论的传播仅仅“一”止于“十”或者无人可传播，当事人则可能将舆论视为“耳边风”，乃至胆大妄为，“如入无人之境”。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农村社会的主体成员大量缺席，自然村落范围的道德舆论便难以形成“千夫所指”、“万人共斥”的压力，舆论失灵现象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第二，“面子”贬值。有一种说法，认为“行为的‘道德’含量与行为主体面临的道德舆论压力成正比”，其所预设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要“面子”的。可以说，“熟人社会”里的人群越是众多，一个由有“面子”的人所缔结的有效人际关系网络就越宽广，“面子”就越具有扩张和增值的能力。在“熟人社会”里，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大家无非图个“面子”。给别人“面子”，事实上也是对别人抱有“回报”的期待。但在“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由于构成社会主体的中青年大量地长期不在村里，农村社区成员锐减，在村民看来，“面子”的效能难以扩展，其“含金量”明显偏低。因此鼓励了只顾眼前利益的“不要脸”的“一锤子买卖”，所谓“树没皮必死无疑，人没脸天下无敌”。为蝇头小利而不惜撕破“脸面”大打出手，为宅基地而寸土必争绝情断义，目前中国乡村出现大量纠纷(如宅基地和水利纠纷)的深层原因，都可以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中得到部分解释。

　　第三，社会资本流散。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外出打工，“无主体熟人社会”里的社会边界是流动而模糊的，青年人已经与外部世界建立了各种具有实用价值的“朋友”网络。从村民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看，较为普遍的情况是，姻亲关系超过了血亲关系，而“朋友”关系又胜于亲戚关系。少数在外闯荡而终有所获的农村人，他们根据人生成功程度的高低，来确定“家”的所在，挣够50万元者把“家”安在大城市，挣够20万元者把“家”安在县城，而挣够10万元者也要把“家”迁到距真正的家乡仅一步之遥的镇区中心所在地。这些幸运者已在乡村之外的世界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他们已没有必要回到原先狭小的“熟人社会”里去争得“面子”，赢取荣光，正所谓“外面的世界更精彩”。这样，乡村社区的社会资本开始外向运作，难以在社区内累积，本土的民间权威日渐没落。本来，当村民之间出现纠纷时，民间权威尚能从中从容斡旋调停，但对“见多识广”的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并没有多少人把本土民间权威的“说话”当回事，大家互不服气，这就给恶势力染指乡村纠纷提供了机会——在没人能够调解的情况下，就请外来的恶势力来“摆平”。

　　农村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实际上已具备了“陌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这种新现象增加了乡村治理的难度和成本。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看，对“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研究是值得加以重视的一个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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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