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生系统面临改变 强调“软性服务”和宣传

　　计生“变形记”

　　从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一直到小区居委会计生办，这个拥有几十万工作人员的庞大系统，正在面临着主动或被动的改变

　　本刊记者/马军 文/孙郁婷

　　邹国丽有一双“神眼”。怀孕不久的妇女，身形还不明显，别人看不出来，她能。走在大街上，她对人群中的孕妇很敏感，只要看一眼，就能肯定地说：“这个有了。”女儿笑话她落下了“职业病”。

　　51岁的邹国丽从2002年到现在，一直担任北京市海淀区乙28号小区居委会的计生委员。在中国庞大的计生系统中，这是一个最基层的岗位，是中国人口工作的具体细微之处。

　　根据官方发布的统计公报，截止到2005年底，全国计生系统工作人员达50余万人，其中包括像邹国丽这样的街道自聘人员。近几年来，他们的工作内容随着大形势的发展，也在一点点地发生着转变。

　　计生的硬软之变

　　在北京，拥有城市户口的人现在如果要生第二胎，需要缴纳12万到20万元不等的“社会抚养费”。这一数字来源于上一年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一定的倍数，对常人来说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因此，街道办和居委会的计生人员难免被各色人等找上门来。

　　邹国丽不止一次被人当面责骂过：“你讲不讲人权啊？我生完孩子为什么不给入户？”也曾有个“二胎妈妈”端起办公桌上的一杯热水向她泼去；到居民家里做入户登记，碰钉子更是常事，特别是一些高档小区，业主不是富商就是高职人群，当邹国丽挨家挨户登记时，保姆一看是居委会来人，根本不给开门。

　　这都是比较轻的冲突。北京东城区和平里小区居委会的计生委员杨先英，同样也有不少类似遭遇。不过有着10年计生工作经验的她认为，现在的工作还是要比以前好开展了。

　　杨先英所谓的“以前”指的是2000年之前。她觉得现在对计划生育率的考核标准比2000年以前降低了，“2000年之前是绝对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一个都不能多生。现在政策就宽松多了”。

　　杨先英的前任是史明珍，今年82岁的她于2000年退休，史明珍1979年开始从事计生工作，属于中国最早一批计生人员。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自己从事计生工作21年，工作内容全都围绕一个目标进行，那就是严格控制超生。

　　在80年代，“一胎政策”实施不久，想生二胎的人比现在多，不少人对计划生育都抱有抵触心理。强制计划生育导致的结扎、人工流产和引产事件，在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过。据史明珍介绍，北京当时在这方面的情况比外地好得多，因为“管得太严了”。

　　所谓“管”，是指超生肯定会被单位开除。在“单位人”时代，超生就等于断了自己的活路。一般生完第一胎，单位就会要求去上节育环，计生干部监督着，谁也无法避免。而且，从单位到街道，层层管理，所有从15岁到49岁的女性都处于“监控”之中。谁怀没怀孩子，大家都看在眼里，想遮人耳目是不可能的。

　　“当时一旦发现怀孕，哪怕是七个月的大肚子也得去做了。”史明珍说，街道居委会要是知道有人想超生，会三番五次上门入户，找本人谈话做思想工作。“不管自愿不自愿，总之最后的结果就是必须做掉孩子。”史明珍回忆，在那个时候，国家对计生政策的宣传声势特别强大，在许多人看来，违反计划生育就像“犯了罪”似的。

　　工作21年，史明珍负责的小区在严格的“监控”下，没有发生过一起超生事件，计划生育率达到100%。但她的继任者杨先英面临的情况改变了。在这10年里，杨先英已经遇到了五六起超生案例。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海淀区花园路街道各小区。花园路街道计生办副主任梁伟介绍，以往对超生人群往往会强制性“执行政策”，而现在对方只要怀孕五个月以上，基本上就会停止对其“做工作”，只等出生之后收钱。这笔钱，就是社会抚养费。

　　国庆节前，和平里街道计生办主任王琳接待了一对海归夫妇。夫妇俩分别毕业于清华、北大，在美国工作了十多年，期间生了两个孩子。夫妇俩不想让孩子入美国籍，想到和平里落户。两个孩子属于超生，上户口必须先交一笔不菲的社会抚养费。最终，夫妇俩还是把钱交了，很快上了户口。

　　在王琳眼里，这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事情，以前超生叫罚款，现在叫征收社会抚养费，听起来似乎只变了个称谓，但性质改变了。

　　“显然，现在比以前更人性化了。”王琳说，以前罚款后虽然也能落户，但国家没有明文规定，基本属于暗箱操作。要想落一个户口必须从上到下进行疏通，非常难办。而且谁家要是有一个超生的，对周围人影响特别大。现在周围就算有人生三个都没关系，“多生了就交钱呗”，只要交钱就可以按规定落户，一切都摆在了台面之上。而且，现在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很多人已经不想生二胎了，“现在人们的想法变化太大了”，几名接受采访的基层计生人员都这样感慨。

　　对“一胎政策”的争议这些年来一直没有间断。在几方争论中，国家人口计生委被看作是“一胎政策”的捍卫者。时移事易，如今从国家人口计生委到各级计生部门，都开始注重转变自身角色，强调“软性服务”和宣传。这促使基层计生办的工作方式也随之发生改变。

　　“现在我们开展工作比以前‘软’多了。”王琳介绍，上面对基层计生委员要求“五访五问”“十到人”，也就是小区内居民有新婚、怀孕、产期等情况，都要进行沟通服务，这在以前是没有的。

　　“2000年之前是严格控制人口，2000年到2006年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现在是稳定低生育水平、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平里小区杨先英说起这几年的计生政策变化如数家珍。

　　杨先英举例说，2006年后自己的工作内容中增加了“提高人口素质”一项。“比如新婚夫妇结婚了，我们除了祝贺他们之外，还要问是否准备要宝宝，如果生的话，小区里有六项免费服务，还可以来免费听课，帮助你生一个健康的宝宝。”

　　居委会每年还会组织免费例检和免费人流、上环取环等手术，这些既是新增的服务，也是一种工作的方法。这些新方法，对应的是不断变化的中国人口形势，比如对计生工作人员来说，占工作比重越来越大的对流动人口的联系与“监控”。

[责任编辑：吴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