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朝边境上的“敏感”生意:取决于政治气候变化

　　边境贸易的好坏，更多取决于政治气候的变化

　　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生活在中朝边境上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多变的“政治气候”，穿梭于鸭绿江上的生意人更是如此。多变的时局之下，边贸商人们保持着谨慎的观望态度,而地方政府则对开放充满期待。

　　边贸流变

　　几乎每一个“敏感”事件过后，中朝边境贸易行情便如风雨中的小船，随波起伏，不由自主。

　　6月13日，王俊站在丹东市口岸办四楼的窗口，楼下的院子不大，上午通关的时间已过，原本停满汽车的院子空无一人。

　　枪击事件似乎并没有影响口岸的进出。

　　王俊是口岸办的一位处长，他翻开口岸统计数字表介绍说，丹东有5个一类口岸，2009年进出口总量530万吨，交通工具进出10万辆车次，即使在第一次核爆(2006年)过后，2008年，这一数字也与之持平。

　　王俊说，民间贸易中的摩擦冲突此前也发生过，都没有对整个中朝边贸产生多大影响。

　　与王俊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当地边贸商人李良兵(化名)。李良兵从事边贸生意已经十五年，从最初的粮食、日用杂货到现在的矿山设备，李良兵经历了中朝边境贸易上的每一次风波。

　　与朝鲜平安北道首府新义州只有一江之隔的丹东，这个中朝边境最重要的口岸城市，对朝边贸可以回溯到清光绪年间。早在1882年，清政府即开通了丹东港与朝鲜等国的通商贸易。

　　当时的边境贸易并无专门的管理机构，而是由地方官员主持，以民间交易为主。朝鲜向中国输出耕牛、布匹、纸张和药材，中国向朝鲜出售丝织、棉织技术和工具。

　　至东北沦陷时期，日伪当局发布《战时紧急经济法案》，实行贸易统制，在警察局内设经济科，“强化缉私”视边境贸易为“非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当时的辽宁省政府尚未设立边贸或外贸机构，丹东的中朝边贸仍按建国前的方式进行，直到1951年，因第一座鸭绿江大桥在朝鲜战争中被毁而停止。短暂的封闭之后，1958年，中朝签订《关于中朝两国边境地方易货贸易的议定书》，边境贸易再次开通。

　　据丹东地方志载，1959年至1970年，中朝共签订九个年度《合同书》，六份《协议》《补充协议》等，进行九次贸易结算和一次补充结算，并有多次合同外的贸易往来。

　　双边的贸易往来由于文革再度搁浅，1970年7月，“双方结清最后余额，9月30日前由中方最后一次交货以后，边境贸易中断。”直到1981年9月，国务院批准辽宁省恢复同朝鲜平安北道之间的边境易货贸易。1982年，搁浅12年的中朝边贸会谈重启。第一单生意是中国用150吨食用油换取210吨明太鱼。此后的大部分生意都是中方用油交换朝方的海产品。

　　上世纪90年代，中朝边贸再次红火，李良兵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边贸生意。有时一个月要过江十几趟。

　　李良兵现在江边开着一家茶馆，很少去江对岸，茶馆里挂满了字画，他喜欢泡一壶普洱茶，等生意上门。

　　“私底下的贸易几乎每晚都会发生，打开窗户就能看对面电筒传过来的信号。”李良兵说，朝鲜的商社一般什么都做，但各有所长，如部队的商社多做钢铁、矿产；绫罗岛商社的长项是海产品等。通常中方先把货发过去，只需报关、边检，手续比其他国际贸易简化很多。

　　“大部分走海关，有些产品有配额限制，如粮食，买不够就只好走民间。也有一些中方贸易商为躲关税而走私。”据李良兵介绍，在丹东，许多边贸商往往走公也走私。

　　李良兵一直认为，他“下海”的那个年代是最好的年代，“1990年代，带有计划色彩的官方易货开始减少，民间贸易渐渐变成中朝边贸的主体。”

　　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贸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92年国务院下发国发33号文件，鼓励与周边国家，包括苏联东欧等国发展经贸关系，同时在易货前贸易的税收方面给予优惠。

　　“原先国家在粮食燃油方面是限制的，不仅限制企业的经营资格，还进行许可证管理。33号文对这些放得特别宽，包括许可证等都取消了。”该人士说，丹东对朝贸易得到了发展。

　　与李良兵同时代“下海”的还有高新力。高新力是原丹东市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的员工。上世纪90年代，高大学毕业后成了该公司的业务员。

　　“最开始的时候，做买卖的人都在海关等，等韩鲜的班车过来，货也不固定，可能带了一斤两斤海参，也可能是废机器上拆下来的零部件。”高新力说。

　　如高新力所言，1995年前后成为对朝边贸“暴利期”。一来有进出口权的企业不多，二来那时朝鲜人对中国国内市场还不了解，“大多数商品都是成倍的利润，甚至有时1斤面粉能换回1斤铜。”李良兵说。

　　前述贸易人士说，到1996年，国务院再次下发(1996)2号文件，对包括朝鲜、蒙古、越南等周边国家，统一边境贸易政策。

　　“新文件再次重申许可证、经营资格等管理，与33号文件相比，政策又开始收紧了。”该人士说。

　　1996年的文件对丹东贸易或多或少产生影响。有些东西，比如大米、玉米、成品油等开始实行配额限制。“这对朝鲜有影响，对咱们也有影响。”

　　“刚开始做业务员的时候，一天能跑两三趟。”在朝鲜，高新力受到外宾一样的待遇，吃住都远远高于当地水平，后来情况逐渐改变，每次都要自备一堆食品。高的实际感受，也侧面映照了1996年之后的形势。

　　丹东市外经贸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处长介绍，从2001年以来，中朝两国贸易总体呈增长趋势。(双边贸易额由2001年的7.4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1.24亿美元)

　　该处长每年都会应邀参加平壤举行的国际商品博览会，每次去之前，他都会在丹东买些酒、方便面和苹果带过去，活动结束后，吃不完的就送给对方接待人员或宾馆服务员。

[责任编辑：孙金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