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电话响起，这位90后就会进入“战斗”状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敏
每次接到疾控部门打来的电话或信息，段恒璐的神经都会立刻高度紧张起来。作为北京市东城区疫情防控转运一组的工作人员，段恒璐负责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密接人员的转运工作。
来自疾控部门的电话和信息意味着排查出了高危人员，必须快速转运至隔离点，以减少疫情传播。
在工作中的段恒璐（右一）。
90后段恒璐是北京市东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名干部。今年3月，北京东城区曾出现聚集性疫情，毕业于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所的他被抽调到东城区转运一组，并下沉至社区开展防疫相关工作。4月底，一波疫情再次席卷北京，段恒璐又一次开始担负起转运工作。
段恒璐介绍，转运是一套需要高度配合并且要求高时效性的工作，当有确诊病例后，疾控部门要立即溯源并迅速排查密接人员，经过多个环节核实后，转运组会在第一时间收到相关信息。
“转运中，每个环节都要无缝连接，才能保证高效有序”，段恒璐说，转运组起到承上启下、指导并协调相关部门开展转运工作的作用。
转运组收到密接人员信息后，一方面会立刻与街道联系，由街道告知相关人员并做好转运准备，另一方面也会联系相关部门在隔离点准备后房间。
转运工作就像咬合的齿轮，一环扣错，就会影响整体运行。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确保万无一失。
在段恒璐看来，转运就是要抢时间。他介绍说，目前完成高危密接人员的转运工作大概在5小时左右，尽量做到人、车、物资、房间互不等待，既不耽误工作人员的时间，也尽量不让密接人员在等待中产生焦虑情绪。
而最初，完成一名密接人员的转运大概需要8个多小时。也正是在不断地摸索中，转运提高了效率。段恒璐回忆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下沉到社区协助街道梳理转运流程，调查发现原有的“串联”工作形式效率不够高，于是将沟通协调机制里的“串联”改为“并联”，多点沟通，提高效率。
原先转运时，工作人员完成上一环节后，再去通知下一环节的负责人员，但每个环节都需要进行准备工作，这样就造成时间浪费，密接人员也需要不断等待。
段恒璐和同事发现这个问题后，及时改变沟通机制，接到转运任务后，他们同时向不同环节的工作人员下发通知，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各环节同时运转。这样一来，密接人员等待的时间减少了，转运节奏也快了起来，转运时间从8小时减少到5个小时，减少了等待时间，降低了病毒传播风险。
有时也还是会遇到不配合的密接人员，造成转运时间延长。“但工作人员都会尽力解决密接人员的担忧。”段恒璐说，曾经有一个养了7只猫的老爷子在转运时提出要带着宠物一起隔离，工作人员劝说了好久，向老人保证会照顾好这些宠物、并且会定期给他发送宠物的视频后，老人才上了救护车前往隔离点。
“我们都能理解，毕竟集中隔离对于居民来说也是一个挑战。”段恒璐说，老人隔离结束后，看到自己的宠物被养得很好，也对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了感谢。
经过一段时间的熟悉，段恒璐与小组成员共同探讨总结出了“4+2密接转运工作法”。其中“4”指“注意接到两书”，即通知书和告知书；“做好两沟通”，即做好密接人员沟通和所在社区沟通；“围绕两张表”，即人员登记表和转运申请单；“做到两到位”，即人员配齐到位，人员工作到位。
“说到底转运工作运转还是得靠人的执行，人员要配齐到位，要有一个专班。”段恒璐说，“新冠疫情具有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如果人员不齐难免造成人员在接单时遗漏并造成短时间大量积压，一定要充分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
段恒璐还要求转运中要做到“突出个性化服务”及“转运完毕回头看”这两点，“转运完毕回头看是非常必要的，在高强度的工作下，工作人员难免有遗漏，所以一定要回头检查是否转运完成，核对每一细节，这样才能保证转运工作的顺利完成。”他把这个过程称作扫雷，“如果有遗漏，那就是一颗随时会引爆的雷，所以必须做好排雷工作。”
如今，随着工作的深入，段恒璐所在的东城区转运一组又起草了《北京市东城区密接者转运工作方案》，围绕街道实际工作的需要制定了《密接者转运工作实操指引》，形成了“1（方案）+X（指引）”的配套方案，将疫情应急能力进一步提升。
流程优化了，可是段恒璐和同事们的工作更累了。各环节并联的关键是当密接任务下发后，有人第一时间接收信息，并及时通知各个部门同时启动转运工作。段恒璐和应急小分队成员们担负起了这个任务，面对持续不断新增的确诊病例，他们要连轴转以保证转运工作的顺畅。
段恒璐说，工作起来全神贯注，肾上腺素飙升， 感觉不到困和累，但连着几天下来身体也还是扛不住，“喝咖啡根本不管用，感觉身子都麻了。”有时候他就在工作间隙靠在椅背上睡一会儿，电话打来的时候立刻醒来。
“是一种责任心吧。”段恒璐说，自己作为党员，又是疾控专业出身，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必须坚持，“我们经常学习党史故事，常说党员先进性、常说‘随时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这种信念已经根植在心里了，我觉得其他党员，其他年轻人在我这样的环境下也会这么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