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双链融合”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入新发展阶段,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为中国带来一系列挑战,也创造一系列新的机遇。一方面,随着美国对中国从贸易到科技的遏制,中国某些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设备面临被“卡脖子”的困境;另一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产业链正在重构。在此关键时期,促进中国创新链增强和产业链升级,对于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产业链、创新链的现状和问题
制造业位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可替代性较高。我国外贸出口商品整体上产品复杂度不高、技术难度不大,制造品质量水平和口碑有待提高。2017年调研机构Statista与Dalia Research合作进行消费者调查(Consumer Survey),发布了国家制造业品牌实力排名,其中德国排名第1、日本排名第8、美国排名第10,而中国仅排在第49名。此外,2020年的全球制造业口碑排行榜显示,德国依然处于榜首位置,日本和美国排名并列第8,而中国却榜上无名。我国制造业亟需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产业链位次攀升。
中间品进口依赖严重,面临容易被“卡脖子”的困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发展迅猛,出口剧增并发展成为世界出口冠军,但是囿于整体上创新能力不足,中间品特别是高质量中间品严重依赖进口,面临容易被“卡脖子”的风险。例如,工信部在2018年对全国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中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件精加工生产线上逾95%制造及检测设备依赖进口。
创新能力仍较薄弱,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和设备。近年来,我国创新能力提升显著,但是受底层基础技术不足和原始创新能力薄弱的限制,关键技术和设备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扭转。例如,在集成电路领域,高端光刻机、蚀刻机等关键设备和生产技术严重依赖进口,如果国外供应商由于政治因素限制向我国出口核心的零部件和元器件,那么我国整条产业链将面临断裂或瘫痪的风险。根据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发布的数据,华为智能手机在2019年第一季度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为17%,取代苹果成为第二大智能手机品牌;然而,随着美国不断升级的禁令和打压,芯片短缺严重制约华为智能手机的生产,这使得华为智能手机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全球市场占有率仅为4%,跌出全球前五大智能手机品牌。
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度不够。我国在各个领域的技术“点”的突破较多,但是在共性关键技术上取得的进展有限,这被称作创新“孤岛现象”。与此同时,创新与产业“两张皮”问题尚未有效解决,具体表现为:一方面,科研院所重“学”“研”,提倡学术成果,不重视“产”“用”所提出的用户需求,制约了应用研究和成果转化人员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积极性和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企业欲提升生产效率、实现产品升级,却缺乏所需要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
中国产业链、创新链的独特优势
拥有产业门类齐全、配套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上下游产业形成聚合优势。产业链齐全的优势主要包含三点:其一,上游产业帮助下游产业以较短的时间获取所需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缩短生产周期;其二,下游产业及时向上游产业反馈产品信息,有助于改进上游产业的产品质量;其三,上下游产业形成良性经济互动,实现产业链条意义上的范围经济,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工信部原部长苗圩在2019年国务院新闻办新闻发布会上指出,我国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已经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基础设施完善和信息技术发展迅猛,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行。近年来,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降低运输成本,支撑物流体系的快速发展,加上信息技术的支持,促进产业链的畅通运转。据统计,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高速公路里程16.1万公里,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3.79万公里,均位居全球第一。同时,5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促进上下游企业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推动产业链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助力制造业转型升级。
创新能力提升显著,发展势头较好。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在全球创新指数榜单排名稳步提升,从2015年的第29位持续稳步提升至2020年的第14位,是该榜单排名前30位经济体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由此可见,我国创新能力日益提升,有望不断取得更多的技术突破,摆脱关键技术面临被“卡脖子”的困境,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特别是在当下,面对逆全球化的冲击,某些发达国家可能采取一系列举措遏制我国产业链,在此背景下,强化自身创新能力有助于构筑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体系。
人力资本资源发展形势良好,劳动年龄人口素质显著提高。人力资本提升意味着拥有更多高素质、高技能人才,有助于提升劳动效率和创新效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奠定坚实的基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上强调,“创新的事业呼唤创新的人才”,“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根据中央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20》,2009—2018年间,我国人均人力资本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0%。同时,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2010年的9.67年提高至10.75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达3.85亿人,占比为43.79%,比2010年提高了12.8个百分点。可以预见,如能合理利用,“人才红利”将成为驱动我国未来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动力。
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和有为政府优势。我国已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口规模大,消费需求大,巨大的市场需求足以支撑全产业链发展,营造良好的国内大循环格局。与此同时,发挥我国社会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借助有为政府优势集中力量攻克一批共性关键技术,有效化解产业链和创新链连接的堵点、痛点和难点。因此,超大规模市场为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而有为政府优势为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深化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合”,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主要体现的是创新对产业链的支撑作用。根据错综复杂外部环境和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现实需要,在关键产业链部署创新链,通过科技创新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和促进产业链健康发展。从创新和个性化产品生产对接关系角度出发,由于个性化产品在材料和技术路径上具有独特性,通过在产业链上部署关键的技术研发和应用研究,重点攻克限制产品生产的关键材料、零部件、元配件和核心技术,点对点连接创新和个性化产品生产。从创新和同类产品生产对接关系角度出发,由于同类产品在材料和技术路径上具有相似性,通过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行业的研发资源,重点破解限制产业发展中的共性问题,点对面连接创新和同类产品生产。
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主要体现的是创新对产业链发展的引领作用。基于“科学—技术—生产”的模式,创新主体开展科技创新活动,诱发技术革命,进而引致产业革命,催生新兴产业。历史上三次工业革命皆是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后,推动产业链的形成和发展。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于纺织技术、蒸汽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推动新型纺织、机械、轮船等产业的兴起;第二次工业革命起源于电气技术创新,在此基础上促进电灯、电话、电车、电影、汽车和飞机等产业的出现;第三次工业革命起源于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创新,在此基础上催生计算机、生物医药和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当前,正在进行的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量子信息技术、无人控制技术、清洁能源等全新技术革命,将催生更多新兴产业的形成,推动产业链升级。
营造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合”的良好生态。一是健全科技创新体制。通过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解决创新资源配置方面存在的分散、重复和错配等问题,整合创新资源和优化创新决策,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化解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两张皮”问题。二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简政放权、加强监管、优化服务”改革,优化我国营商环境,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健全公平竞争机制,降低企业经营面临的不确定性,稳定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以增强其投资实体经济的信心,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三是加大金融支持。创新活动具有周期长、不确定性大、资金投入高的特点,这导致产业链、创新链的紧密融合离不开金融支持。一方面,增加重大科技专项的财政资金,支持不同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发展风险投资机构,引导银行对科技创新活动的信贷支持,引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创新活动。四是吸引、培育和用好高端人才。人才是创新活动的关键要素。完善科研人员管理机制以及人才和项目评价机制。推进人才识别和评价改革,采取差别化评价,拓宽人才识别和评价方式。提高福利待遇,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服务我国创新活动。营造产业链、创新链“双链融合”的良好生态,将会助力我国产业链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结语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在此背景下,促进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着力点,在于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深化“双链融合”,发挥创新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不断提高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虽然当前我国产业链、创新链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但是我国产业链、创新链拥有自身特征和独特优势。如果能够把握产业链和创新链“双链融合”的历史机遇和重要时间窗口,将会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为打造制造业强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本文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九三学社浙江省经济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需求凝练与应用贯通机制研究”(项目编号:J2124006)阶段性研究成果;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张超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