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农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2011.02.28)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怎样看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看起来像是老问题，实际上却是新问题。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否认和贬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我围绕这个论题谈几点看法。
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冲开国门，中国人备受欺凌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艰难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甘沦落的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变革图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
首先，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起义没有出路。从1850年到1893年，大规模起义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最为浩大，历时14年，影响力遍及半个中国。然而，这些农民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
其次，洋务运动不可能富国强兵。屈辱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清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实现自强。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军事体制的混乱，大清帝国还是被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打败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夭折，也暴露出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与无可救药。
再次，甲午战败后兴起的维新派的上书、请愿，同样求不来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自这一天开始。但是光绪所要推行的新政，无论是裁汰冗员、废八股，还是开学堂、练新军，没有哪一项得到执行，反而触怒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废除新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
百日维新被扼杀的事实，使清政府失去知识精英的支持。有识之士意识到，依靠腐败、顽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更难以挽救民族危亡。“六君子”淋漓的鲜血使大批有识之士醒悟；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他们最终抛弃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由此可见，革命是客观时势所逼！
此时的中国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亡国灭种的威胁，像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而当时清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并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对其抱有希望了。正是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近代中国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成为必然。
为什么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现代革命方式进行反清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驱者。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虽说孙中山具有明确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很早的，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吗？
近年来，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人生，有人提出异议。比如，有人说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有人以所谓“现代化史观”，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根本否定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正当性，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此，有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上书李鸿章，孙中山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因此，革命目的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秋而不允许你慢慢来的情况下，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因此，革命党人走上革命道路是被迫无奈的，孙中山如此，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大批知识精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都是鉴于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而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挽救中国危亡的。
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对胡汉民说过几句很重要的话：“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这也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在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等到袁世凯死了，他就把中华革命军解散了。当时有人不赞同他的这种做法，说还有北洋军阀专横，不要急着把军队解散。孙中山回答说：当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要背叛共和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军队。这样，他就把军队解散了，他并不是迷信武力，更不是对革命有什么特殊嗜好。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的时候，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
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能够做到的时候，孙中山就力求和平，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革命斗争。
孙中山是如何领导这场民主革命的？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有其客观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但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这场革命呢？孙中山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组建新式革命政党(相对于旧式会党而言，下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是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近代的、民主的革命。说它是新式民主革命，是因为它有着近代式的组织领导方式，有着明确的近代革命纲领，采取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式。世界近代意义的政治活动通常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党人第一次用政党形式来组织领导的新式革命。这个新式的近代政党，就是孙中山1905年8月在东京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它既不是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正规的近代革命政党，堪称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二是提出新式的革命纲领。一个领导新式近代民主革命的政党，必须确立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就是著名的十六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探索的结晶。1905年11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推翻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反满并不是反对一切满人，而是针对满人建立的反动政权。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以后，国内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因此，其民族主义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所谓民权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对未来的共和政体作了这样的构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所谓民生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当时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先进的革命纲领。
三是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的突出特点。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从1907年到1911年春，孙中山在西南地区策划了八次起义。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武装革命的影响。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孕育了武昌首义的成功。从1895年策动广州起义算起，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了17年的艰苦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屡蹶屡战，为辛亥革命积聚着成功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军的枪声终于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燎原大火。1912年1月，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如何认识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今天回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它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产？其中又有哪些现实性的启示？我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以及孙中山的伟大旗帜，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理念，孙中山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必要条件，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蓝图设计，都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我认为，其中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有以下几项：
一是民族平等思想。如何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成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强调：“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他认为，在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民众处于“双重奴隶”的境地，既是满清封建统治者的奴隶，同时又是外国列强的奴隶，推翻满清专制统治，是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平等的第一步。很显然，孙中山倡导革命反清，既是为了谋求去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为了去除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在革命反清口号的背后，正体现了孙中山对民族平等的执着的追求。
辛亥革命爆发后，鉴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孙中山转而从正面阐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都应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1912年1月，他在致蒙古王公电中明确宣布：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在宣传民族平等的同时，他还号召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
二是国家统一思想。孙中山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早在1903年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就对列强提出的分割中国的论调作了批驳，指出“分割论”违背了中国的历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首先将致力国家的统一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方针，并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归纳为五个方面：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
辛亥革命以后，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更加强调统一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力量”。他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苦。”
孙中山对国家统一思想所作的阐述和他为谋求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宏伟的政治家气魄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台湾与祖国大陆已经分离了数十年，这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和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重温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以孙中山爱国统一思想为纽带，团结和推动海内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共同努力，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是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当数他重点阐释的民生主义。关注民生幸福，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该着力于民生主义。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全力倡导民生主义，认为“民国巩固”要靠“振兴实业”，他热衷于民生主义的实践，从事社会革命，专务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应该从哪里着手？他认为关键在于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故他自告奋勇要当全国铁路督办，想在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
孙中山敏感地意识到，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再革命。因此，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孙中山公开声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
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中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近的东西，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孙中山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关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思想，关于全社会和平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都鲜明地体现了重视民生、发展民生、和谐社会的旨趣，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作者 周铁农 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