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朋友们：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共重庆市委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在重庆联合召开这个学术研讨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我谨代表在重庆发祥的四个民主党派——民革、民盟、民建、九三学社，向会议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专家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和全中国人民一样都不会忘记，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展开了人类史上最凶残的屠杀，对中国的物质财富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与破坏，对中国文化遗产进行了罕见的摧残与毁灭，对中国人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给整个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历史灾难。每当回忆起这些，我们的心情就会异常沉重。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的殊死搏斗中，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以伤亡3500万人、财产损失6000亿美元的巨大代价，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悲壮而伟大的胜利。这一段岁月，波澜壮阔，刻骨铭心，值得永久纪念。

　　广大民主党派成员同样也不会忘记，在大敌当前，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正是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挺身而出，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提出并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战胜侵略、维护国家独立的巨大力量源泉。它最大限度地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和老百姓，成为全民族抗战最有效的组织形式，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法宝。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地分析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情况的基础上，主张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作战原则，对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深入敌人后方，开辟了广大敌后战场，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抗击和牵制着大部分侵华日军和全部伪军，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是不可能的。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和中坚力量。

　　在抗日战争期间，各民主党派高举爱国、民主旗帜，积极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突出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反对分裂，努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欢迎与响应。其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现在的中国农工民主党）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发表《“组织反日阵线”提议宣言》。国民党民主派（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先贤们）宋庆龄等同中共中央代表会见，双方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利用他们在国民党内的特殊地位和历史联系，为推动国民党由反共内战到联共抗日的政策转变作出了巨大努力。救国会（后来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公开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文件，要求国民党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在全国产生很大反响。民主党派所有这类活动都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产生了积极作用。

　　民主党派还是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的一支重要力量。各民主党派为了协调国共两党的关系尽心竭力，多方奔走，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各民主党派纷纷对国民党的反共罪行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对中国共产党则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支持。此时刚刚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时局宣言》，斥责国民党“正以公开或秘密的种种方式、破坏抗战或扼杀抗战的阴谋，而置全民族自由解放的千百年大计于不顾”。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彭泽民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联名致电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指责“皖南事变”引起“国人惶惑”，要求国民党“撤消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民主党派的这些行动有力地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

　　第二，反对妥协，积极开展各种抗日救国活动，投身抗日救国的伟大斗争。全面抗战爆发后，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成员前赴后继，用行动与广大中国人民一起筑起了中华民族的血肉长城，体现了那个时代最激昂向上的民族精神，谱写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他们有的直接参加前线和敌后抗战。比如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黄琪翔，曾直接参与指挥了淞沪会战，后来又指挥了著名的枣宜战役。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还在广东组建“民众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斗争，扰乱敌人后方，配合了正面作战。有的大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比如救国会的成员先后在上海、武汉创办了《抗战》、《全民抗战》、《救亡日报》等刊物，深受群众的欢迎。特别是邹韬奋，除了编辑《全民抗战》外，还努力从事进步书刊的出版发行工作。他创建的生活书店在西南、西北增设了许多分支机构，大力出版抗战书籍，对提高全民族的抗战意识和抗战热情，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的积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支援前线，动员抗战，保卫家乡。比如许德珩（九三学社的先贤）就曾回原籍江西担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支前、慰问抗战将士，救济灾民。有的为发展民族经济，筹集抗日经费和物资作了大量工作。比如，上海沦陷前夕，为了保存民族工商业，黄炎培联系胡厥文等(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先贤们)力劝工商界人士迅速迁到大后方。经过千辛万苦、流血牺牲，终于完成了100多家工厂内迁的壮举。内迁的民营工业，不仅在组织军需民用产品的生产、支援抗战方面做出重大贡献，而且对促进大后方的开拓与建设、改变全国工业布局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又如，中国致公党发动海外数千万侨胞支援祖国抗战，专门组织了抗日救国筹饷局，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捐助活动。其中，仅致公党领袖司徒美堂等领导的募捐就达5400多万美元。

　　第三，反对独裁，力主实行民主政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曾经指出，“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国内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动员人民参加抗战。”实现团结、坚持抗战，是同争取民主政治密不可分的。1939年1月，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防共、限共、反共、溶共”的反动政策，颁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反动法令，将抗战初期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争得的某些民主权利基本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策，引起了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的不满和失望。1939年9月，各民主党派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关于要求实施民主宪政的提案，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的轰轰烈烈的民主宪政运动，使人民受到了民主宪政思想的教育，提高了对宪政问题的认识。

　　1943年，各民主党派利用国民党玩弄宪政骗局的有利时机，掀起了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高潮。各民主党派在重庆、昆明、成都等地纷纷举行宪政座谈会，创办宣传民主宪政的杂志，发表宣传民主宪政的文章。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公开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全国的民主运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和具体目标，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响应，使正在开展的民主宪政运动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联合政府运动。各民主党派一系列争取民主政治的活动为促进抗日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国革命的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团结、抗战、民主，三位一体，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进步性和历史作用，正是在维护团结、坚持抗战、力争民主的不懈努力中体现出来的。民主党派之所以能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作出重要贡献，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指引的结果，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身先士卒、不屈不挠、勇于献身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民主党派人士，对其产生了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从民主党派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看，它主要反映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利益，但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的压迫和剥削，他们有着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从民主党派的思想基础看，民主党派人士都具有爱国主义的思想。当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入中国领土，犯下最野蛮、最残酷的罪行的时候，爱国主义就成为激励各民主党派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源泉。民主党派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中，也从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里得到启发，汲取了不少营养和智慧。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对世界各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民主党派来说，抗日战争的洗礼使其得到了锻炼和教育，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产生了质上的变化。一是思想上，民主党派逐渐成熟起来，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坚定了从爱国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历史道路的信心。二是政治上，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为后来我国实行多党合作制度打下良好的基础。三是组织上，原有的一些民主党派从地下转为公开，获得新的发展。很多爱国民主人士也在中国共产党的鼓励和支持下，团结起来，从而建立起新的政党，其中在重庆发祥的民主党派就有四个。1939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早期组织统一建国会在重庆成立，其宗旨是调解“国共纠纷”，力促国民党实施民主宪法，团结抗战。后来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谭平山、王昆仑、朱蕴山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要求结束一党专制，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后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与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及其他国民党民主派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5年12月，黄炎培、胡厥文等人发起的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提出了对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张，要求民主，要求建设。1946年5月，许德珩等人联合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发起成立了九三学社，主张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科学事业而奋斗。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各民主党派在面临两种前途决战的重要关头，毅然作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抉择，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走上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目前，各民主党派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今天我们各民主党派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回顾60年前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就必须继承和发扬民主党派老一辈的优良传统，努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建功立业。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就要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亲密合作，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也就没有今天的民主党派。这是历史的结论。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能够作出重要贡献，发挥重要作用，都是在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一道经受各种考验的历程中取得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民主党派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就是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精神，努力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落实好。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就要牢记国耻，居安思危，始终把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紧密围绕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开展工作，努力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团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每一页受压迫、受奴役的苦难历史，都在诠释着“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一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根本任务，认真落实把促进发展作为参政议政第一要务的要求，坚持科学发展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参政议政，在参与重大决策中发挥作用，在决策实施过程中作出贡献。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联系广泛的优势，协助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做好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的工作，在顾全大局的同时，注意反映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作出新贡献。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就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凝聚民族力量，振奋民族精神，为促进祖国的完全统一献智出力。历史证明，爱国主义是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支柱。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是战胜一切敌人的强大力量，也是实现中华民族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可靠保证。各民主党派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振兴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开展多种形式的为促进祖国完全统一服务的活动。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就要加强参政党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参政能力和水平，在人民政协中充分发挥参政党作用。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其作用的发挥离不开自身建设。我们要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把自身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织形式，是各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重要场所。我们要更积极、更实际地参与人民政协工作，开展协商，团结合作，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水平。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一起谱写新时期多党合作事业的新篇章，共同铸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辉煌！

（来源：九三学社网站）

　　　　　　　　　　　　　　　　　　　　　　　　　　　　　责任编辑：齐晓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