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启扬是台湾政坛前辈，了解不多，但读过一篇李敖的文章，将其列为“尚有可记者”，因此印象颇深。
李敖和施启扬1949年在台中一中便是同学，后来考进台湾大学，仍有一段很长的交往。在李敖的印象中，大学时代的施启扬还是很有些正气和义气的，并曾记录过两件他的“义举”：
“我的好朋友孟大中在物理系，他的父亲孟昭常和他母亲早在印度离婚，离婚后他和弟弟孟大强都随父亲到台湾读书，母亲仍在印度。有一次聊天，我忽然想起，如果离婚时，离婚证书上兄弟跟了母亲，那么兄弟两人即可视同侨生，不必当国民党的鬼兵了……于是找到施启扬，告以原委，遂由施启扬起草，捏造了一封符合当年印度离婚情况的‘离书’，其中每一细节，包括币值换算，都做得天衣无缝……施启扬当年肯这样义助朋友，冒险一起伪造文书，我至今感谢他。”
“回想施启扬当年，在大学生李敖公开写文章给雷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时候，他也匿名‘扬正民’，写‘一个大学生的信念与看法’，投稿给《自由中国》，并偷偷去造访雷震，可见当年的施启扬，尚不失其真诚的一面。”
此后大学毕业，李敖和施启扬偶有信件往来，但关系已不如当年密切。李敖始终站在当局的对立面，呼吁政治民主，鼓吹言论自由，一支辣笔，谈古论今，嬉笑怒骂，惊世骇俗；而施启扬学而优则仕，踏入政坛后一路青云，成为蒋经国“崔苔菁”政策培养的台籍政治精英。
“浮云一别后，流水十二年。”到了1981年，李敖第二次作为政治犯入狱半年。在入狱前夕，他写了一封信给时任“法务部政务次长”的施启扬，望其“依情理法”注意自己六个月的牢居生活。
施启扬收信后，给相关人员打了电话，希望在权责范围内，一定有所照顾。但在李敖看来，事实上，施启扬为了避嫌，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没有任何的实际行动。
据李敖自己撰文回忆：有一次，我在土城看守所篮球场运动的时候，狱吏跑来，说：“所长紧急通知，‘法务部次长’到所里来了，想见见李先生。”我说：“可是，我不想见他啊！”传闻开来，上下人人称奇，都说李敖架子可真大。那次施启扬到土城看守所，是陪“监察委员”来的，顺便要见见我，结果吃了我大架子而归。事实上，施启扬真的有诚意要见人，可以直接从所长办公室走进押房来，但他不敢。
至此，两人分道扬镳，不复相见。（海峡导报记者王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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