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全国台联主办的“许寿裳先生与台湾光复初期的文化建设——许寿裳追思会暨学术报告会”上，一些发言又还原了许寿裳在台湾的那段岁月。
许世玮曾这样解释父亲许寿裳赴台的动机：“当时台湾是个比较安定的地方，希望能实现他的夙愿，完成《鲁迅传》和《蔡元培传》的写作。他虽写过不少关于鲁迅的文章，并在台湾完成了《亡友鲁迅印象记》，但始终觉得‘言犹未尽’。”
1946年6月25日，许寿裳应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之邀，只身孤箧从上海飞抵台北，筹设省立编译馆。陈仪请来许寿裳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宣传鲁迅，但作为“五四”一代的过来人和鲁迅的至交好友，许寿裳觉得还是要做点什么。
在初到台湾写下的《鲁迅的精神》一文中，许寿裳这样写道：“鲁迅作品的精神，一句话说，便是战斗精神，这是为大众而战，是有计划的韧战，一口咬住不放的。”对于当时生计艰难的台湾民众而言，文字中蕴藏的暗示力量是很强烈的。由于有半官方的身份，很难说许寿裳在鼓吹国民党闻风色变的“左倾思想”，但对国民党内部积弊以及台湾混乱现实的认知，加上知识分子特有的情怀，使得他的思考体现出相对独立的立场，并在文章中流露出来。随后岛内出现大量攻击言辞，污水甚至泼向他的女儿许世玮。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被调离台湾，1947年5月15日新官上任，次日便在第一次政务会议上议决裁撤编译馆，许寿裳被迫转到台大任教。在许寿裳的多方奔走下，原先在编译馆任职的人如李霁野等也随同来到台大，许寿裳将精力转移到他最熟悉的教育领域来，继续做他岛内士林“无形的领袖”。
1947年8月，台大文学院改为哲学、历史、中文、外文四系，其中中文系主任由许寿裳担任，他与台静农等昔日友朋共事，认真擘划中文系课程。有台大学生回忆，一学期过后再回到学校，发现整个楼“全成了中文系的研究室”，分别以“总集”、“专集”、“近代”等命名。许寿裳还在文学院第一次院务会议中提案：大学为学术机关，教授、系主任及院长皆系聘请者，“对校长行文不应用签呈，应改公函”。
台大成立伊始，中文系学生很少，许寿裳所教授的二年级只有两个学生，而许寿裳的认真严谨则始终不改，专门为两个学生印制文字学讲义，并亲笔校正后才发给学生。在许寿裳的领导下，中文系一派欣欣向荣。“言犹未尽”带来的讪谤，编译馆遭裁撤的无奈，在栽培桃李的乐趣中得到了部分补偿。
然而，这一令人振奋的前景却很快被阴影所笼罩。1948年2月18日夜，许寿裳在台北和平东路青田街6号寓所惨遭凶杀，右颊右颈被柴刀连砍4刀，当场气绝殒命，年仅66岁。凶手在3天半后被捕获，不久便被执行死刑。
许寿裳之死众说纷纭，成了无头公案，当局说是单纯的盗窃引发的刑事纠纷，但不少岛内知识分子则怀疑事关政治。不管如何，自他去后，岛内知道鲁迅的人越来越少，“周树人”这个名字及其作品此后数十年也渐渐成了被屏蔽掉的敏感词。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首七绝是鲁迅1903年在日本东京求学时所做，题赠给许寿裳的。鲁迅没有想到，或许冥冥中事关谶纬，数十年后自己的挚友会喋血台北寓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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