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库黄金，运出上海前存放于上海中国银行（左侧最高建筑）的地下金库中（央行没有地下金库）。
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
4月2日到4日，纪录片《黄金密档》在台湾TVBS连续播出，时长共120分钟。选择“辛亥百年”的节点推出此片，算是了了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影业制片人丁雯静的一桩心愿。她用近两年的时间，走访了11位当事人和33位历史见证者，试图还原国共内战后期那场震惊海峡两岸的“创世纪迁徙”。
之所以选择这个词，以丁雯静来看，单就蒋介石把黄金从大陆运抵台湾一事，所涉及的财富数量、所动用的人力物力、对两岸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可谓空前。
也正因如此，当她2009年冬天站在拍摄首站——曾飘扬着“中华民国”旗帜的南京总统府前，已然唏嘘不已：历史图景仿佛画面般在眼前一一展开。
民间搜刮的财富
1946年3月，曾经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祭出“法币”换“黄金”政策，本想抑制货币贬值，不料却造成有钱人大量囤积黄金的后果。于是1948年8月,蒋介石颁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令民间限期兑换金圆券,为的就是回收散落在民间的黄金。
有史料记载，当宋子文抛售黄金时，国库还剩有近200万两黄金；此外，国民政府也接收有汪精卫政权所没收的黄金，大约49.5万两。
据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1948年11月16日向蒋介石的报告,当时共收兑黄金166.3万两,仅上海一地收兑的黄金就达110.3万两。这笔黄金被岛内学者视为蒋介石从民间搜刮而来的“救命钱”，而被兑换的金圆券不久便如雪崩般狂贬，继而成为一堆废纸，许多小康人家因此倾家荡产。
也就是在蒋介石颁布财政令两个月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等战场上的接连溃败，蒋介石深感大势已去。同年11月24日，蒋在日记中这样记录道：“若要复兴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舍弃现有绩业，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成败，不以为意矣。”据纪录片《黄金密档》顾问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吴兴镛推断，蒋介石10月9日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很可能是交代他有关首批黄金运台的决定。蒋单线指挥俞鸿钧，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首批黄金，为“国府最高机密”，知情者仅限于蒋经国和宋子文等人。
后来，宋子文左右手丁世祺的夫人丁惟柔亲口告诉蒋介石日记的校阅者潘邦正：“宋子文建议，由外国人负责的海关总署来协助黄金运台，因为外国人不会干预中国内政，海关总署的船舰比较容易掩人耳目，消息不易走漏。”
嘘！不要问里面装什么
丁雯静找到了现居台北，已90多岁的范元健。上世纪40年代末，范元健担任海关缉私舰“海星号”三副。他告诉丁雯静，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成为国民政府首批黄金运台的目击者。
1948年12月1日，范元健接到紧急动员令，要求他们在舰艇上准备待命，他回忆说：“船长就讲，今天我们要开船，不能下地了，那么我们就等在船上。结果一等，等到8点钟没有，到12点钟还没有消息，我们就急坏了，平常我们出海的话，晚上10点钟也一定开船了，结果到深夜，差不多到快1点，船长说，开船！”和以往不同的是，“海星号”当晚并没有立刻出海，而是转向中国银行的码头，悄悄地停了下来。
靠近码头，举目漆黑，岸上一片死寂。凌晨1点左右，一个意外的景象出现了：中国银行旁的滇池路，突然走出一群挑夫，二人一组，用扁担挑著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走来。范元健和同事窃窃私语，不断打量。但船长一脸严肃：“不要问里面装什么，完成任务就是了。”
此时，这番场景被紧邻在中国银行旁、《字林西报》一位英国记者撞见。他从窗户中发现，挑夫正将一担担木箱从金库里搬出。他连夜赶稿，“我几乎不敢相信，我所看到的，下面是一个充满苦力的银行，我甚至可以判断出他们帽子和制服，湛蓝色的上衣和宽松的短裤，扁担的两端装满著包装的金条”。
首批运送台湾的200万两黄金就这么被搬上了“海星号”。虽然英国记者的文章一度引发全国黄金挤兑事件，但大多数民众还不能相信，蒋介石会避走台湾。同年12月底，“海星号”第二次执行运送黄金任务，为了避险，军舰南驶厦门，数月后转运台北，绕了一大圈。至此，蒋已悄然运走黄金260万两，超过国库黄金存量的一半。
“在蒋介石的大溪档案中，我们只看得到3批运送黄金的记录。事实上，透过当事人口述，运送黄金的批次不下7次。”丁雯静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主要批次外，还有一些零星的批次。
